二、从城市经济发展看，中国处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跨坎期

 

当前中国的转型正处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重心在外”的状态，虽然少数城市跨入高收入的门槛，但是多数城市距离门槛还很遥远。

 

（一）城市转型的扩散是国家转型成功的途径和希望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同时实现收入增长和结构升级。从城市和区域的角度，经济发展每次升级都会经历空间极化和空间扩散两个阶段，即先是少数城市聚集全国要素率先突破，随后先发城市因为成本上升逼迫自身升级，并导致要素扩散，扩散又分为局部扩散和全面扩散，从而带动国家整体的升级与转型。

 

（二）历史与未来：城市渐次转型扩散支撑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 城市转型出现向局部扩散的迹象

 

作为迈向高收入的坚实支撑，转型升级似乎一直是攻而不克的堡垒。但从城市视角观察，近年来转型出现了重点“突围”并向局部扩散的迹象。

 

从收入层面看，跨越高收入社会门槛的城市在逐步增加。截至 2016 年，人均 GDP 超过 10 万元的地级市已经达到 26 个，超过 7 万元的城市则多达 61个。而在 2001 年，人均 GDP 超过 7 万元的城市还寥寥无几。2018 年剔除东营和鄂尔多斯两个资源城市，中国内地大约有 12 个城市人均 GDP 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标准（见表 1）。除 4 个一线城市外，部分二线城市甚至沿海部分三线城市也迈入高收入行列。

 

 

在产业方面，虽然多数城市产业升级依旧步履蹒跚，但在深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产业高端化后，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合肥、长沙等二线城市，通过与一线城市产业合作或产业转移，开始迈上产业升级之路。分析2015 年新三板 514 家新经济概念公司产业分布发现，公司挂牌数量前十的城市与 GDP 规模前十的城市基本对应，且前十城市公司数占总数的 75%。

 

在要素方面，一线城市在实现创新要素提升的同时开始向外扩散。通过分析 2016 年 PCT 国际专利受理量发现（见图 5），深圳的国际专利受理量高达19647，占全国总量 42173 的 47%， 4 个一线城市合计占全国 70%。表明一线城市聚集了全国绝大多数创新要素和创新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 2018年北京人口净减少 16.5 万人，其他一线城市净增速放缓。而根据京东大数据，2018 年一线城市人口均出现流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流出比例分别达到1.13%、 0.95%、 1.05% 和 2.25%。猎聘网的数据则显示（见图 6）， 2016 年第四季度至 2018 第一季度，二线城市杭州、长沙、成都、西安等城市人才净流入处在全国前列，这不仅是二线城市率先发起“抢人大战”的结果，也是一线城市人才转移的结果。人才流动的新变化显示出高端要素扩散和重新布局的新趋势。

 

 

2. 未来扩散将支撑迈入高收入国家

 

从总体条件看， 一方面， 40 年发展为中国转型积累了坚实基础，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40 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培养的大学生接近 1 亿人，且仍以年均 700 万左右的规模持续增长。2010 年全国人才资源总量为 1.2 亿， 2015 年增长到 1.75 亿人。若按照每年净增加 500 万估计，到 2035 年人才总量将达到 2.5 亿人。A 量与质日益增长的人才将从供需双侧带动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成本上升倒逼转型升级。成本上升对城市产业升级具有重要驱赶效应。它逼迫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要么死亡，要么转移，要么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产业升级。深圳正是采用这一办法，倒逼城市“腾笼换鸟”，经历转型剧烈阵痛，成功实现产业从低端制造到高端创造的升级。与此同时，大国优势和开放机遇结合，为中国技术赶超创造了独特的供需条件，也建起一个从高收入后工业化社会到低附加值代工模式的城市经济体系连续谱，也构筑了中国城市之间互利合作与联动的基石。从具体路径看，未来十五年，城市转型扩散将持续发生，中国将通过中心城市带动逐步实现局部升级，并进一步走向全面升级，最终使全国多数地区通过转型升级跨入高收入水平。

 

（三）问题与风险：城市转型扩散存在停滞的可能

 

1. 多种红利变化叠加可能导致转型扩散的停滞

 

一方面，前期发展确实为后期转型积累了巨大的潜在条件，但如果潜在条件变成现实条件的动力出偏或条件缺乏，转型不仅难以发生而且可能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前期发展导致各类红利减弱和成本上升，为城市转型带来压力，如果成本过高、压力过大会使城市转型停滞、倒退和出偏。首先，改革的深入推进面临更大的阻力和路径依赖。一方面，过去改革或者说 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已经大大消减，发展的动力正在削弱；另一方面，旧的体制机制未完全破除，新的体制机制仍不够完善，新老制度并存，制度扭曲和路径依赖使转型升级失去了动力和条件。其次，转型面临外部环境日益严峻的阻挠和打压。过去 40 年对外开放是驱动中国城市崛起的重要力量，但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逐步缩小的同时，彼此间的竞争和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需要，西方国家希望后发国家永远处在发展的低端和底层，极力阻挠和打压后发国家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与过去相比，未来向西方学习的领域变少，途径变窄，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上被“卡脖子”，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深度转型。再次，成本过快上升不仅抑制城市转型而且威胁城市发展。一是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在迅速攀升（见图 7）。1995 —2015 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力的成本上涨 10 倍，未来劳动人口的持续下降将使得劳动成本持续上升。二是随着土地和房地产炒作，房价和地价迅速攀升。1978 —2016 年，中国城市空间即建成区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分别增长 7.44 倍和 7.88 倍，但从 2014 年开始，建成区面积增速显著下降，政府可支配的净土地出让金越来越有限。一方面，房地产和工资成本导致产业的转移和外资撤退。自 2010 年以来，外商企业数量负增长扩大，外商投资增速急剧下滑， 2016 年接近零增长（见图 8）。另一方面，房价过快上涨导致经济房地产化。房价过度上涨不仅导致产业空心化和房地产化，而且挤出了非房地产的消费和投资。

 

 

2. 红利削弱导致转型倒退风险

 

如果红利快速消失，成本过度上升，将驱赶低端产业，淹没高端产业和转向虚拟产业。表现在城市层面为：只有低等级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聚集，没有高等级城市向低等级城市扩散，少数城市繁荣，多数城市衰弱，更严重地是少数高等级城市也出现萎缩。通过分析 2015 年房价收入比与经济高级化指数可以发现，③与⑤的样本组城市较高的房价阻碍其结构转型升级（见图 9）。

 

 

（四）目标与对策：以市场取向改革促进动力转化和转型扩散

 

高收入社会是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未来经济核心目标是确保国民人均收入在 1.2 万美元的台阶上稳步提升。产业迈入中高端和科技创新是高收入社会的柱石，在城市层面，多数城市跨进高收入门槛，转型从局部扩散转向全面扩散。以市场化改革迎接高收入社会到来。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经济转型，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实现。首先，市场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即经济主体积极性的再度迸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尤其要适应新技术变化的要求，加快延迟退休制度。其次，关键制度改革激发人才红利。创造人才环境，即宜居、创新和创业环境，同时让高龄化的威胁和负债变成机遇和资产，从而创造巨大的人才红利。最后，人才红利带动其他红利。因为人才使得资金、劳动力可以回流，资金、劳动力、土地可以再增值，原来消失的资金和土地红利自然也可以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