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中国没有必要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亦步亦趋

中国政府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

首先，我们必须要看到，目前美国政府之所以实施史无前例、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因为美国国内同时发生了金融动荡与经济衰退。大量机构投资者在同一时间大规模抛售风险资产，导致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因此，无论是大幅降息、无上限量化宽松，以及一系列新的流动性供给举措，直接原因都是通过缓解市场流动性不足而可能导致的潜在金融机构倒闭，避免金融动荡升级为金融危机。

相比之下，国内金融市场目前依然较为稳定，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依然充沛，国内金融机构融资成本并未显著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过快放松似乎没有必要。

其次，众所周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冲击，尤其值得担心的是各个受重创领域中的中小企业，但问题在于，商业银行体系天生就是歧视中小企业的。在经济放缓、市场动荡、风险偏好上升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宁愿把钱囤积在自己手中，也未必愿意向中小企业新增贷款。

因此，具有转移支付功能的财政政策才能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例如，针对受损企业进行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提供更多的补贴，甚至通过财政贴息直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等。

同时，更偏向于财政政策，是因为我们应该吸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政策应对上的经验教训。2008年，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应对，尽管这使得中国经济在2010年出现了V型反弹，然而2011年起，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持续下行，与此同时，为了消化四万亿财政刺激与巨额银行信贷产生的副作用（产能过剩、高房价与地方高企），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从2016年年底到现在，中国政府采取“去杠杆、控风险、强监管”等措施才将不断上升的中国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大致控制住，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消化远未完成。如果现在再来一次货币与信贷的强刺激，我们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努力是否会面临功亏一篑的危险？

换言之，在当前进行决策之时，中国政府尤其应注意把握好短期稳增长与中期控风险的平衡。

我并不是在反对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甚至期望，今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能够上调至少5%以上，中央政府可以发行较大规模的抗疫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发债规模可以提高至3万亿-4万亿元（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定调政策方向），中国政府应该进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与转移支付。

“补短板”式的传统基建与新基建也应该发力，但更应考虑在建项目尽快复工与已审批项目尽快投产，而非短期内仓促上马大量新项目（2008年危机后的教训仍历历在目）。

中国目前的国情意味着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要低于全球，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亦步亦趋。

因此，货币政策不是说不要宽松，而是不要那么快地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