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法治和市场机制才是现代经济最核心的“基础设施”，改革的目的就是为市场机制的发挥对社会资本进行“折旧和新增投资”

 

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硬件基础设施与软件基础设施的协调并进。当前中国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债务端和边际收益率来看，是相对充足的，有些领域还存在结构性过剩。当然，不能说是绝对充足或过剩，因为所有的供给都应该与需求相对匹配。没有需求支撑的基建投资，都是相对过剩的。

 

然而与硬件基础设施投资相反的是，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即制度建设却相对不足，制度供给存在缺口。首先，法律法规、商业规则、国家治理机制等制度供给相对不足，很多地方还存在法律空白，尤其是那些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比较快的领域，比如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领域，由于科技和创新走在了监管制度的前面，衍生出了很多风险，发生风险后又没有制度可依，只能继续采用人治和一刀切的方法。这些都是显性制度供给不足的表现，根本上也是技术进步太快与制度体制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在很多领域，即使形式上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和机制，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没有严格遵守，没有表现出对制度本身的尊重，还是依靠层层上报的权威指令和“一把手”人治文化、领导文化。这很容易造成效率的大幅缺失。比如本次疫情，实际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直接报送机制是有的，但从事后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其次，可能更重要的是，非正式制度，即有利于现代经济体系的文化和意识氛围。对于中国特色的现实来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需要两种文化氛围的清新气象：一是新的政治家文化，敢于为市场和企业家发挥作用护航的政治家精神，现在说的服务型政府文化和清亲新的政企关系。二是新的企业家文化，减少投机性赚快钱心理，培育更多的立足于实业、敢于创新、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家。就新基建这个命题来说，新的企业家精神必须立足于新技术管理，不断学习和创新，具有敢于在全球产业链中抢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竞争意识。具有公共资本属性的基础设施需要政府牵头组织，但具体实施还要由企业家主导。

 

市场文化和契约精神的重要性，体现在人心向背上。可以把改革开放看做是解放思想的一项启蒙运动，其实主要是打开了两个心结。一是企业家的心结，所谓改革，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相信私人收益的合法性，相信这种合法性“一百年不动摇”。二是海外投资者的心结，所谓开放，让全世界相信中国是一个愿意改变过去的历史态度，以真诚谦逊开放的心态，融入全球发展中的国家。只有取消了海外投资者的顾虑，建立了这种国际信任文化，中国才真正的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并创造了“中国制造”的经济奇迹。

 

从这个角度来说，疫情的确是一个契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振兴规划中，新基建非常重要，但是任何一个看的更加长远的经济学者，都应该看到对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真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什么。抓住这个容易达成共识的特殊时期，加大投入推进制度和体制建设，才是推动中国真正走出政策刺激怪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运投资”。国家核心资产的精髓是制度和文化，最需要的“新基建”是制度体系的建设。否则，一切不过仍然是一个相似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