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基建”成功的充要条件是市场和企业家主导，政府要做的是通过减税补贴将30万亿新基建资金让利于民

 

新基建饼画的很大，很可口，但是谁来主导，钱从哪里来，需求在哪？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市场经济下，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需求的信号（价格）指引下，才能保证经济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如果不考虑需求，或者一心“自负”的创造需求，大量的产业政策资金投下去，即使是前景广阔的新产业、新技术，大概率也会发生产能过剩、债务高企、资源浪费等“政府（政策）失灵”问题，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认为与简单的大兴土木和钢筋混凝土积累的旧基建相比，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特高压、充电桩等七大领域的新基建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完全沿袭过去的投资逻辑。新基建主要存在三个不同的约束：

 

第一，技术约束。新基建对技术要求很高，政府官员如何来进行信息甄别和评估，政府融资出资后，在购买服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如何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环境下防止寻租、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这些都是由新基建的技术特征引起的问题。

 

第二，资金约束。当前为应对疫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政策成本，大量的医疗资源投入，大面积的减税、减免高速公路费等措施，财政资金已经非常紧张，号称三十几万亿的新基建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在地方政府债务本来就不堪重负的形势下，继续扩大赤字造成的财政悬崖会在短期内造成巨大的通胀压力。这是因为这些新基建的投资是一种商业周期更长的“迂回生产”，在未对市场形成产出实现盈利前，只有投资资金的货币投入，没有相应形成产出，势必会引发通胀或房产泡沫。也就是用铸币税为这次新基建融资，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也需要慎重考虑。

 

第三，规模约束。与大兴土木的旧基建相比，新基建基本上都是相对轻资产投资，很难弥补传统固定资产基建投资形成的规模缺口。即使是几十万个5G基站，也很难与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相比。而且很多高科技项目需要发挥积聚效应，比如大数据中心，并不需要每个地区一个，如果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大规模铺开，很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而且这些“高大上”的新基建，不像城市路网等，三四线县级城市并不需要，因此拉动经济的空间规模效应也不高。另外，考虑到这些高新技术的产业链特征，估计对经济拉动的乘数效应也不如旧基建。

 

基础设施的本意，是为市场经济更有效的运转搭建平台，这是基建投资的初心。但现实中，很多是为了基建而基建，为了投资而投资，这最终会带来各种副作用。如同学者们批判美国的量化宽松，“所有的宽松，本质上都是通缩的，因为将来注定要偿还（债务周期）”。同样，对中国的大基建，所有无效的扩张性投资，本质上是衰退的。因为所有的资本形成，最终都要接受市场和需求的检验。最终没有需求的资本品——不管是公共资本还是私有资本——都将是无效的和过剩的，是沉没成本。当然，作为公共资本的基础设施，盈亏平衡期会比较长，甚至是在商业利润的计算方程里永远不会盈利，但是需要一套影子利润的计算方式，来计算它的社会收益。比如，由于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带来的税收增加。

 

在当前财政赤字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的直升机撒钱，否则更大赤字的成本要全国老百姓通过铸币税（通货膨胀或房价泡沫）的形式偿还。应该精打细算，把每一分财政资源用好。面对新基建的几十万亿投资（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概念），我们不禁问一个问题，单就新基建这样的行业投资来说，同样的一万元，是交给政府花的更有效率，还是交给企业家和个人（这可能是香港政府给每人发一万港币的本意）。

 

通常的答案是，在市场失灵的公共品投资领域，政府主导当然相对好一些。但是大部分投资，政府是失灵的。考虑到新基建的高新技术产业属性，主导应该是企业和市场——企业在利润导向下精打细算，市场通过信号更有效率的配置资源，防止新的产能过剩。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如何有如此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必须要有赚钱效应，或者至少在看得见的时间里有盈利模式，这是企业的商业本性。所以如何调动企业和市场的积极性，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基本的思路是：与其政府通过债务赤字主导可能带来寻租、套利、腐败和大量副作用的大规模投资，不如将这些财政预算作为减税或行业补贴，为企业家和市场减税降租（这里的租是指广义租金，包括房价泡沫带来的社会成本上升），让企业和市场在已有的基础设施上有“赚钱效应”，并自发产生“新基建需求”，这样才能一方面盘活存量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代表新兴产业的新基金才更有效率，不至于产生新的债务泡沫和产能过剩。因为在新基建的专业技术领域，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具有预算硬约束的企业家，要比政府官员更专业、灵敏和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