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旧基建”到“新基建”，本质上是为了创造国家核心资产。但改革开放的事实证明：真正的核心资产是好的制度和机制

 

想一想，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靠的是什么？每一次遇到危机后力挽狂澜，靠的是什么？是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还是制度体系的完善、改革和开放？答案显而易见：

 

基建投资只是发展的结果，不是原因。正是有了制度改革推动的经济增长，才有家底和能力大兴土木搞基建。

 

改革开放是为了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比较昂贵和稀缺的资源配置方式，它的昂贵之处是需要各种硬件和软件的配套措施。其中，统一的、大规模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之一。英国当初以商人阶层为主发起的工业革命，基本上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也证明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要想富，先修路”，朴素的口号说明了，必须通过交通设施与市场网络进行链接，才能融入到轰轰烈烈的市场化商业浪潮中。有学者研究，两次危机，促进了中国基础设施大跃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地开始大力兴建高速公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各地开始兴建高速铁路，同时棚改、旧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直保持热度，名曰“城市化”。

 

如果进行科学分类，可以按照阶段分为基建1.0，基建2.0，基建3.0；也可以按照实施主体分为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按照资金预算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基础设施建设，的确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尤其是集中资源和权威指令能力。比如修建高铁，这样的国家重器，在私人产权国家几乎不可能：社会交易成本非常高。

 

基础设施作为公共品，或者准公共品，本质上是为了形成国家核心资产。国家核心资产的核心之处，以及与企业核心资产的不同之处是，不一定盈利（商业利润），但一定要创造社会价值，能够让社会主体，以可以承受的成本（包括债务，未来的成本），享受大国经济的规模效应。

 

但市场经济的昂贵之处是，需要大量软性的配套基础设施：显性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隐性制度层面的社会文化和契约精神。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分为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那么国家以此创造的核心资产，也就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部分。有形资产是传统的基建，交通设施、信息网络、城市环境、产业园区等形成的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当然必不可少，是保证市场经济运营的基础。

 

而无形的核心资产则主要是广义制度体系。所谓广义，我们按照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划分方法，分为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或者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主要包括国家直接提供并通过暴力维护的宪法法律和各种游戏规则，后者则主要包括社会文化、习惯习俗，意识形态、特有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气质等。在一个还存在二元结构的发展中社会里，文化也呈现多层次性，一线大城市的市民文化已经形成，但是在很多偏远乡村还遗存原始的乡土文化。这些乡土文化内生于当地社会生活，有其自身韧性，但还需要进一步与现代经济制度体系相融合。

 

同时，中国地域广大，省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大家一直热议的“南北经济差距”，因为拿基础设施来看，东北建设的高楼大厦和交通设施并不比南方差，差距的根源就体现在制度和文化上。这些地区的制度建设与南方省市相比，的确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全国从整体上遵守的是同一个宪法和法律体系，但是在具体的制度实施细则上，有些地区更倾向于有利于“官本位”的体制文化。另外，文化理念和当地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也非常大。

 

这更加印证了制度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核心资产观，三十年来看物质基础设施是重要的（按照一般的有形资产折旧年限），但一百年来看，最重要的还是软件基础设施，即现代法律法治体系、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有利于现代经济繁荣的公民文化和契约精神。所以，国家最重要的核心资产还是这些以制度为主的无形资产。当然，无形资产也会折旧，也需要不断的进行折旧投资和扩建投资，也需要花钱赎买，学术上叫制度变迁，现实实践中称为：改革开放。

 

于是又回到了原点。很显然，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已经证明，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并不是那些钢筋混凝土基础设施，而是能带来预期稳定（人心）和激发要素积极性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文化。所以，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才是国家长期积累沉淀，能有效抵御各种重大风险的核心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