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最大的短板，不是传统的硬件基础设施，而是法律法治和治理机制等严重滞后的软性基础设施。如果缺乏一个有利于市场经济和企业家作用发挥的法律法治和治理机制环境，而是继续扮演“基建狂魔”的角色，无论是大兴土木的“旧基建”，还是冠冕堂皇的“新基建”，虽然短期内能刺激需求，但如果在长期内无法有效提升潜在增长率，最终还是会以债务高企、产能过剩、通胀和房价泡沫而告终。原因很简单：

 

舞台搭起来了，没有市场经济去唱戏。只有账面的资产和堆积的负债，没有人创造真实的利润和现金流。

 

我们不否认过去中国基建投资的重大成绩，但在当前这个阶段，法律制度建设可能比大兴土木更加重要。比如城市基建，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重塑，还要有社会服务功能的提升。本次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城市化只是通过钢筋混凝土增加了人们的聚集，相应的公共卫生管理和疾控服务功能的提高，才是城市的硬核竞争力。

 

当然，非常时期，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从“新周期”到“新基建”，政策引导预期的力量首先体现在语境的提振上。“首先要有响亮的口号，然后要有感染力的手势”，这不仅是首相们在广场演讲时成功煽动群众的秘诀，也是自媒体时代成为网红学者的秘诀。当群情激昂打鸡血的“新周期”已经作古，如果还是按照旧基建的规模和债务导向思路，可以很肯定的说，估计不到两年，“新基建”也会不可避免的走向如此命运。因为：

 

所有让人激动若狂的政策，都不可能长久。市场经济的唯一真相是，平静的遵守内在规律。

 

因为基建已经有点被妖魔化了的味道，要想从“基建狂魔”的标签中走出来，需要加上一个“新”字。正如处于权威语境里的“新时代”一词。相信不久的一天，被打入黑名单的p2p也可能会加上个“新P2P”而凤凰涅槃。基建当然没有不堪到这个地步，但过去十年间，基建似乎总是与低效投资、重复建设、挖坑填坑和巨大债务等联系在一起。回头看大兴土木搞基建的那些年，的确造出了不少空城、鬼城、假特色小镇和灯光形象工程，或者不过是为土地财政创造条件。而且看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通胀，都跟基建投资过热有关。如果当初的本意就是为了花钱刺激需求，并没有从预算约束和市场效率方面做通盘考虑，那么通胀和房价泡沫的结果也并不会让人惊奇。

 

然而，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自2016年金融去杠杆和反腐加码以来，基建投资下滑的非常厉害，但奇怪的是地方政府和全社会的债务却没有少增，房价也没有少涨。很显然，人、财、物多重约束下，继续依赖基建投资稳增长的政策思路已经难以持续，“反腐、改革和稳增长”已经成为地方官员的“不可能三角”。如今疫情冲击造成的巨大经济衰退风险已经来临，而货币政策只能在流动性（而且只是银行流动性）方面护航，真正能挡住总需求收缩趋势的，还是要看财政端实实在在的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创造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能力。但这对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或国企官员来说，何其难。

 

这就是现实：传统的基建投资已经广为诟病，难以为更大的财政赤字提供有力的“合法性”，也无法给资本市场讲述一个“性感的故事”，“新基建”这个名称就应运而生（新时代以来的语境构建秘诀就是“新+”），包含了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诸多有想象力的行业。同时各地方政府也闻鸡起舞，“资金未动、文字先行”，各省竞赛式的公布了33万亿的投资项目。但详细的研究一下，这些项目似乎都比较抽象：

 

第一，钱从哪里来，第二，这么专业的项目，谁来做“项目经理”。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跟修路搭桥可不一样，地方政府官员无法完全承担。而且，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如何测算需求的真伪、效率的有无？

 

所以在当前财政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新基建必须转换思路，把重点重新放到“放水养鱼”的改革初心上。一方面，不能走大兴土木、房地产化的基建老路，另一方面，需要更加重视法律、法治和体制等基础设施，重述“一百年不动摇”的中国特色契约精神，让民间投资更有信心，通过法律法治的可置信承诺，让企业家成为“新基建”的主导。

 

因为那些高新技术含量极高的产业和项目，只有预算硬约束、具备专业和职业精神的企业家才能做到。政府官员在其中的作用，应该也回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古典政府精神”上：减税降租、消除制度体制堵点、构建体制上的“高速公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为市场和企业家主导“新基建”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