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不是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未来“新”一 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一是新的领域，这就涉及到怎么干。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我们要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未来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 ，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新的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和制度变革，因为它更多的是新产业、新技术、新经济。我相信它应该跟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财政政策应该更多地支持企业降低税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融政策应该给比如说专项贷款、并购、IPO、发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包括规范的PPP。产业政策方面应该纳入到国家的战略和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

 

四是新的主体，也就是谁来干。因为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所涉及的基础设施不确定性比较大。如果说都由政府来干问题是比较大的。事实上，大家知道，在过去像华为、腾讯、阿里，他们已经在加大新基建。我们的建议，对于新基建，应该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对于基础设施更多的是由政府和市场一起来干，或者政府支持市场企业来干。对于商业应用更多的依靠市场和企业来干。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地配合支持，共同发挥作用。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产业等基础支持。

 

五是新的内涵。除了硬的新基建，还有包括软的新基建。比如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市场化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 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当前也存在几点争议：

 

一是有观点认为，新基建是“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新瓶装旧酒”。大家已经讨论得比较清楚了，这个观点是混淆了内涵。新基建的做法有1998年温和刺激模式和2008年强刺激模式，我个人比较赞同1998年的温和刺激，比如当时连续4年1000亿的国债项目来搞基建项目，类似这种温和的。中国本身就是超前基础设施的受益者，没有超前的基础设施就不可能有中国制造的强大，没有互联网经济的发达，就没有中国独角兽能够和美国PK的今天。客观地讲，新基建不仅是拉动投资，也是扩大消费。没有4G，没有互联网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新零售是根本不可能起来的，这不仅涉及到国家竞争力，还涉及到民生生活。

 

二是有观点认为，减税和新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的负担。大家经常问，地方没钱怎么搞新基建？这涉及到对财政基本理念的认识。我们究竟是保财政平衡，还是保增长？究竟是要平衡财政，还是要功能财政和公共财政？财政不应该是会计和出纳，它应该是承担更多的公共财政功能。

 

三是有观点认为，基建投资、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我觉得还要考虑到它的带动效应和乘数效应。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基础设施投资带动效应和乘数效应更为明显，尤其是私人需求不足的时候，更需要扩大公共支出。

 

四是有观点认为，新基建应该依靠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具有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经典理论，比如说“搭便车”、“公地的悲剧”。新基建的公共部分，应该是政府支持市场和企业一起来建设。

 

五是有观点认为，新基建投资占比小，对稳增长贡献不大，挑不起大梁。我的看法是新基建作为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成长快，潜力巨大，如果说新基建、新经济、新产业挑不了大梁，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希望就很渺茫了，那就对中国太悲观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创新就是要靠新经济、新基建挑大梁。

 

不能泛泛而谈，我们可以做一些科学的论证和测算。目前中国基建存量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潜力巨大。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美国是6万美元。我们现在跟美国的差距是巨大的。比如说我们在能源、通讯、交通、水利、科技、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养老、环保领域的基础设施短板非常明显。比如说，全世界100所最好的大学，中国是5所，美国是43所。中美研发支出，中国应用性研发非常发达，但是在基础性研发处处是短板，包括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