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总书记在2016年12月21日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从这个角度理解小康社会的内涵，对中国经济的目标会有更好的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要求，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即更多关注失业、小微企业困难等问题。

 

 

　　第二，经济回升速度取决于两方面：财政政策的力度和财政政策的抓手。我认为二者中最关键的是财政政策的抓手，即到底投资到什么行业、领域和区域中去。我同意刘瑞明老师的观点，即在政府投资过程中要避免形成中长期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2008年的“4万亿”投资中，目前看来也有产生了不错效果的领域，比如这轮抗击疫情过程当中，中国电商物流企业所发挥的作用可圈可点，它们能把很多物资源源不断送到灾区，保证武汉市民的物资供应，这和当年“四万亿”刺激政策下所修建的高铁和机场密切相关。如果当时没有修建的基础设施，我们也不会看到这一轮救灾当中物流的特殊表现。所以，投资的关键是对象要选对。

 

　　“新旧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应成为财政政策的抓手。比如，近期线上会议带给我们的直观感觉是，网络还不是很流畅，这说明网络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在因疫情而没法外出务工时，选择了在家自己创业。我无意中听说的一个普通案例时，一个农村女孩子过去在广东打工，现在出不去了，就通过视频直播带货，就解决了收入来源问题。但能够这么做的前提是网络流畅，流量费低，电商发货畅通，物流成本低等。如果这些做不到，农民自主创业，就会有很大的障碍。2008年，当东部很多地区都已经互通高速公路的时候，但贵州的孩子还每天挂在铁索上、通过滑轮渡过大河去上课。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现在贵州已经“天堑变通途”、“村村通”了。与之颇有类似之处的是，本轮疫情暴露出落后地区学生上网课的不易：乡村学校的老师要在山顶上讲课、学生则也要在山崖才能接收信号。中央国务院发文指出，2020年我们农村实现小康社会要保证规模较大的自然村水泥地面硬化，同时，要把光纤通信、4G网络通到村里。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新基建并不只是高科技本身，而是“顶天立地”，为普通人自主创业拓展了空间，其带动作用和缓解失业压力的作用是很大的。这是财政投资可选的领域，因为中国确确实实还有很多不完善的短板。还比如，国外发达经济体的自来水是可直接饮用的，但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的城市的自来水可直饮。这些均表明，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市场有自发反弹动力。我国经济因疫情而长时间停摆后，市场自身就会产生一定的反弹力量。不得不说，这次疫情也是一次强制性的去杠杆。当然，过程很残酷，小微企业受到了巨大影响。因此，要加快复工的进度和节奏。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央需要统一给出解除疫区的认定标准，以便清除劳动力跨区复工的种种障碍。比如，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清零14天了，但是这个地方的劳动力外出，到了目的地还是要被隔离，这就导致了复工难。对此，我建议劳动力输入地可以集中统计所需劳动力及其来源地，统一安排劳动力的跨区域“点对点”接送，以解决小微企业的复工问题。具体操作可由街道办逐一走访小微企业，登记汇总劳动力的相关信息，由省级层面统一作出统筹安排。针对小微企业流动性的问题，除了税费缓交、免交等措施外，政府还应该把失业救济金返还给中小企业，以便保证企业向员工支付工资报酬。在这个方面，关键是要把3月20日公开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6号）不折不扣地落实好。

 

　　在货币政策方面，银保监会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展期，减免利息等，但展期总是有期限的，比如9月底。我认为，一个既能遏制道德风险，又能帮助企业的好办法是，将企业的存量贷款转成累计优先股，以便缓解企业偿债压力。累积优先股是有固定的股息的，但是只要企业不盈利，优先股持有者既不要本金，也不收优先股的股息，一旦企业开始盈利，则需逐步还清历年拖欠的利息。这既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问题，又避免银行承受过多的风险和压力。与贷款总是需要按期付利息相比，累计优先股在企业盈利之前，连利息也不需要付。同时，一旦利息还清，企业经营者可以通过回购的形式让商业银行退出，这就相当于偿还本金。更为重要的是，累计优先股在财务特征上更接近债，监管部门可明确风险权重按照100%处理。

 

　　在外需方面，要加强对国外防疫物资的供给，体现中国人民和衷共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单纯的内需问题，是可以随着复工复产，以及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得到有效解决的。经济系统会逐步趋于常态化。但现在西方国家开始不断向我国的疫情防控模式靠近，采取封城甚至封国的手段，这会带来我国出口量的锐减。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国家防疫物资奇缺，而我国经过之前的紧张和开足马力的转产、复产之后，现在我们的防疫物资供应已经相对比较充足。可以借着这个契机，加强对国外防疫物资的供给；同时，在外交上要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通过官方或民间多重渠道，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和和衷共济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因势利导促使外需逐步恢复。

 

　　欧美国家近期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包括央行降息、财政减税等。总体趋势来看，西方经济体总体赤字规模处于高位。过去有人认为中国的债务水平高，其实债务水平高低是相对的，现在来看我国债务水平在横向对比中还有很大的空间。从欧美国家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来看，由于短期控制疫情都面临封国封城的措施，因此，我国外需会面临较大压力。值得担忧的是，当各发达经济体利率降至0利率后，我国利率能否跟着下调，以及能下调至什么程度。欧美国家央行零利率政策，首先会使其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大幅度下降，特别是欧洲央行在金融危机后未有效提升过利率，导致欧洲金融业、银行机构问题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其次还会迫使投资者在金融市场加杠杆或过度承担信用风险，因为在低利率的博弈中，要想争取高收益则必须加杠杆或投资更多垃圾债；第三，还会使得僵尸企业持续存在。目前这一轮美国金融市场的突然变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长期低利率环境的结果。当前，中国人民银行面对着降息与否存在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不随着主要经济体一同降息，中外利差过大，在海外金融市场动荡平息后，就会造成过强的货币升值压力，会加剧经济脱实向虚的压力；另一方面，如果进一步降息，则我国社会很可能无法承受过低的利率。

 

　　但是，也要认识到，这是一次促进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一方面要对现有资本项目下做进一步开放升级。对于流入来说，过去有在很多特定场合下进行的金融开放，如基于金融主体的QFII、RQFII，基于市场的债券通、沪港通，但它们每个要求都不一样，导致交易成本特别高。因此，我国要把这些要求统一成一个简单透明的规范，以鼓励海外资金的流入，我们国内企业可以更多进行IPO或发债。这时候也就是进一步深化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同时，我们还应便利中国居民更多使用外币资金，这也是给很多国内企业提供走出去的便利。

 

　　现在的刺激政策要从“硬”到“软”。本次疫情中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但要精准有效的帮扶滴灌小微企业尚觉力有不逮。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倡议国家层面建立一个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大数据库，以便于精确知道哪些企业、在哪里、需要什么帮助。这一次疫情就是一次压力测试，暴露出了我国在哪些领域尚有短板。经过本轮疫情，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开展网上业务，未来需要在线上业务方面进行放管服改革。这些领域都能释放出大机遇。总之，这次的刺激政策要从硬到软，从钢筋水泥到人才科技。

 

　　本文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3月）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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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四五”系列研究报告（第03期）加强“信息化+公共卫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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