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工直接大规模兴建安居房是否可行？

 

　　有关有人呼吁“二次房改”，每年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我们担心初衷虽好，但可能低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最后是新瓶装旧酒，脱离设计者的初衷，虽然短期能够拉动投资需求，但可能会造成较为严重的资源低效配置。

 

　　首先，安居房是有区域属性的，必须考虑在哪里建安居房。1000万套安居房的指标如何下达？以中国之大，指标必然是按照行政规划层层下达，每一层指标的划分，就有可能加大一次实际农民工需求和政府供应之间的错配。一旦到了地方，指标的划分基础就变成了各地在获取拨款的利益和配套建设的成本之间的考量。假定拨款完全与建设面积挂钩，最后安居房的建设必然是偏向于配套成本低廉的地方。这样，一个省内，安居房建设指标可能倾向于较小城市，在较小的城市，可能倾向于郊远的区域。从省到县，经过三级扭曲后，最后安居房的位置必然和现实的想象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有关安居房的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可能远远落后于当地平均水平。

 

　　第二，安居房如何分配？产权如何？是卖还是租？如果安居房有完整的产权，即使安居房只能在农民工之间交易，则地点较好的安居房必然是众目睽睽争夺的目标，中间必然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但位置差的安居房可能无人问津。举例说来，如果政府在上海某核心城区搞了一个样板的农民工安居房，哪些农民工有资格来获得这个安居房，以什么样的价格？需要放弃老家宅基地吗？一定需要农村户籍吗？如果老家那边已经县改区，宅基地已经被征收，户籍已经改为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有资格分配安居房吗？

 

　　第三，中国经济还在发展，农民工是流动的，如果费九牛二虎之力争取到了安居房，但因为工厂搬迁失业了怎么办？农民工换了一个地方就业，如何交易安居房？不同性质的农民工的流动性差异很大。建筑工人是跟着建筑公司的项目高度流动的，建筑农民工可以分配安居房吗？过去十来年，随着我国产业的变迁。农民工数量的区域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未来十余年，这个变化可能更大。

 

　　总之，在经历了大规模的货币化棚改和保障房工程之后，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推进我国城市化和进一步的住房制度改革。我们认为这中间农村宅基地的改革和以中心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战略已经成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关键。

 

　　有人担心宅基地改革（进一步来讲农户耕地改革）会导致大规模的耕地兼并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并以历史上的教训警示大家。我觉得我们固然要对过于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保持警惕，但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刻舟求剑。古代农耕社会农业占绝对主导地位，土地几乎就是生产资料的全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工业大国，农业只占GDP的7%，而且比重还在不断下降。今天的中国石油供应被三家公司高度垄断，我们还担心一定程度的耕地集中吗？又有人警告一旦农民移居城市后失去土地，若遇到经济危机失业，就会失去生活保障。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首先，现有体制下，新一代的农民工已经大都无任何农业经验。指望他们在经济危机时回乡并快速掌握农业技术是不切实际的。第二，我国的社保体系，尤其是城市社保体系毕竟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政策的设计是让一部分较为富裕或具备较高收入能力的农民工以宅基地复耕为条件，从政府获取一定的补偿支付，加上他们自己的积蓄购房来获得城市户籍，那么我们又何必担心这些真正进城农民工的社保呢？实际上，现在最大的社会风险就是那些既缺乏农业耕种经验又没有城市户籍的新一代农民工。解决他们社保问题的出路恰恰在于用他们的土地权利来置换城市户籍和个人财富尤其是城市房产。我们坚信成功的农村土改必将释放巨大的潜能以保障中国经济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并促进社会和谐。

 

　　(本文作者介绍：野村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