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传染病会怎样改变世界？ 新冠病毒在各国肆虐，全球经济因此滞留“寒冬
国际金融报 / 2020-03-23 10:52:38
刺激经济，政府应担“兜底”责任
◎ 记者 赵璐
3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宣布了一项超过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股一改此前对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无动于衷”的态度，上演“V”型反弹。3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又投票通过第二轮新冠病毒救助法案。
专家认为，此次疫情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央行发挥作用有限，而且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随着经济受影响面扩大，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大作用，作为“最后的借款人和支出方”，政府应当承担起“兜底”的角色，避免经济陷入萧条。
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
3月18日，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耶伦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2008年时，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导致信贷和支出冻结，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重启这两者。但现在，问题不再出自金融市场，市场只是反应出人们对新冠疫情可能造成损害的潜在担忧，货币政策当然无法对这种潜在的损害造成影响。”
这份声明至少承认了货币政策作用的一些局限性。伯南克和耶伦表示，像美联储一样最近采取的行动一样，各国央行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但就疫情本身而言，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应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随着经济活动受打击的规模越来越大，财政政策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评论员Martin Wolf认为，当前的核心问题，就是新冠疫情究竟会持续多久。“即使是少数国家消灭了疫情，其他地区也会与外界保持隔离，世界也很有可能要到2021年才会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状态。因此，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可能会很严重且持续较长时间，政府应当对此有所计划”。
此外，疫情还对供需双方均构成影响。Wolf指出，即使在富裕的国家，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几乎没有现金储备，而私营企业，尤其是非金融企业则沉迷债务，流动性可能很快耗尽。因此消费者需求会进一步减弱，企业将破产，需求和经济活动崩溃的风险，已经远远超出疫情的直接影响。
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保险和社会控制薄弱的国家，疫情将很难控制。Wolf认为，鉴于社会保险有限，许多病人会拒绝去医院，并迫于生计去工作，美国可能会首当其冲。
财政政策或发挥更大作用
从历史经验看，财政政策往往能更好地缓解供应链中断的恐慌问题。
Petrou指出，历史上各国通过主权储备解决了许多商品短缺问题。例如2011年利比亚内战导致严重石油供应中断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指示能源部下的战略石油储备（SPR）紧急出售3000万桶石油，并与国际能源署（IEA）成员国协调，向市场释放6000万桶石油，有效缓解了石油短缺。像这样调动SPR主权储备的措施历史共有3次，而2011年是最近一次。
《纽约时报》经济学家也表示，目前决策者能采取的最佳措施就是通过有效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阻止感染蔓延。但如果没能阻止，那么财政政策能更好地提供定向援助，例如向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或其他形式的融资，或者为感染严重的地区直接拨款。
据路透社报道，3月17日，特朗普与姆努钦宣布了一项超过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就包括为每位美国成年人寄出最多1000美元的支票，被外界称作“直升机撒钱”。此外，美政府将给予企业高达1000万美元，以及个人高达100万美元的延期纳税批准。
当天，美联储还推出了“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和“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PDCF），实际上也引入了更多“财政”色彩。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美联储在获得财政部批准后可以创建特别融资工具，在“非常时期和紧急情况下”为任何信誉良好的个人、合伙企业和公司等非银实体提供贷款。
受此消息影响，市场终于在暴跌之后于17日晚间出现反弹。相比之下，此前市场似乎对美联储连续两次紧急降息和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无动于衷”，而欧洲及新兴经济体央行的相继跟进，也没有换来股市的反弹。
当地时间3月18日午后，美股月内第四次熔断。为此，美国国会众议员当天投票通过了第二轮新冠病毒救助法案。法案重点包括免费开展新冠病毒检测、支持疫情期间带薪病假、扩大失业保险、扩大食品补助等措施，其中还有为无保险者在内所有人免费提供新冠病毒检测，最多两周的带薪休假，以及3个月家庭与医疗假。受政策影响，当地时间3月20日，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政府应承担“兜底”角色
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央行实际充当的是“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而政府是“最后的借款人”和“支出方”。
像美联储一样，央行必须在危机时期保证借贷成本处于较低水平（例如降息），并保证融资信贷流动性的充足供应。但问题是央行并不能替企业、个人偿付贷款，也无法支撑起一个家庭的收入，更不能对企业保证需求不会出现暴跌。
Wolf认为，作为“最后的借款人”和“支出方”，政府有能力，也有必要这样做。“央行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作为最后的借款人和支出方，现在应由政府来承担责任，避免经济陷入萧条”。
目前各国政府长期债券的利率正处于极低的水平。德国、日本、法国、英国都能够以低于1%的名义利率借款30年，加拿大为1.3%，美国为1.4%，因此在极低的融资成本下，资金并不是政府的问题。
Wolf认为，一方面，政府至少要保证疫情期间生病员工的工资和失业保险，如果很难做到这点，可以直接向民众每人发放一张支票。
不过，如果要避免大规模破产和经济萧条，这些可能还远远不够。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Emmanuel Saez和Gabriel Zucman认为，“最直接和保险的方式，就是让政府充当最后的买方，如果政府完全替代了因疫情‘蒸发’的需求，那么每个企业家都可以继续向员工付薪水，并保持资本存量，相当于在正常运营。”研究公司Gavekal的Anatole Kaletsky也持类似的观点。
Wolf指出，政府救济的一个好处就是不易产生道德风险，因为企业很难会因为这种罕见的、世界范围内流行的疫情而不负责任，而且该计划可以随着疫情结束而自然退出，此后政府可以通过征收额外税款弥补支出。
另外，对欧元区而言，Wolf认为，各国必须帮助财力有限的国家。同样，在全球范围内，脆弱的新兴经济体也需要帮助渡过疫情和经济危机。而减少所谓的“零和”民族主义政策也至关重要。“正如在战争中政府可以自由支出，现在也需要他们调动资源来预防灾难，现在就应当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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