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政策主导作用要在减税降费、增加国债上

 

财政政策具有精准定向、暂时性、政策滞后时间短等特征，适用于应对疫情的一次性短期冲击。各地政府采取了鼓励复工的政策优惠措施，中央政府出台了帮助恢复物流的一揽子措施，出台了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缴费、缓缴住房公积金等措施。这些措施精准定位地帮助了小微企业。人力成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成本中占比高达60-70%，社保缴费和公积金在人力成本中占比30-40%，减免企业社保缴费能够有针对性地缓解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困难。除了这些已经出台的政策，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给予1-3个月的税收减免，给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

 

尽快发行特别国债弥补政府收支缺口，这是防止广义信贷塌方和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次生伤害的关键保障。发行特别国债可增加全社会的广义信贷，弥补疫情阶段的商业贷款下降，有助于保持广义信贷增长的基本稳定。凭借政府信用发行低成本、长周期的特别国债是为收支缺口融资的最佳方式。需要汲取过去经济刺激方案的教训，政府收支缺口不能让地方政府从商业金融机构融资，这样做其实是放弃了利用政府信用低成本融资的优势，不仅融资成本更高，而且可能给金融机构留下大量不良资产，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收支缺口不能让企业买单，这样做没有起到帮助居民和企业部门渡过难关的政策初衷。粗略估算，大致需要1-1.5万亿特别国债规模填补各项优惠政策和增加支出所需的资金。

 

（二）货币政策的重点在于保持流动性、防止资金链断裂

 

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一是确保市场流动性充裕；二是防范疫情可能对广义信贷带来的严重负面冲击；三是力争让经济增速重回潜在经济增速。货币总量政策发挥作用有较长的时间滞后，这要求货币政策调整不能只看眼前，必须具有前瞻性。

 

（三）调整房地产信贷相关政策

 

在过去房价持续高涨、囤地囤房盛行的时期，对开发商贷款的严格限制有一定合理性。近年来房价相对稳定，房地产市场集中度提高，依靠囤地囤房盈利模式难以持续，让位于快进快出提高周转率的盈利模式，对开发商贷款的严格限制起不到防控房地产开发商投机炒作的目的，反而制约了住房供给，不利于抑制房价上涨。住房抵押贷款不仅关系到房地产企业销售收入，也关系到房地产部门产业链和地方政府基金收入，是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支撑。对住房抵押贷款的政策限制需要根据地方情况因地制宜，给地方政府留下更大的政策灵活性。房地产信贷相关政策调整并非专门应对疫情冲击，但能起到防范疫情冲击下房地产销售下降带来的连锁反应，防止短期内住房抵押贷款和基建相关贷款叠加的信贷塌方风险。

 

（四）大力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业尤其是卫生医疗服务业，立即着手规划建设重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基地

 

在可能的下一次类似事件中，所有的病人就能得到最快的隔离治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生活能得到较好的保障，舆情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建设超大规模卫生储备基地也体现我们举国体制的巨大体制机制优势，可以向世界展现中国之治的巨大特色。

 

（五）调整新型基建、大项目建设的结构和方向，以稳增长、调结构为指向，重点推动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系统的发展水平，进一步发展线上交易和机器换人产业

 

2003年SARS之后中国互联网企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当前的5G阶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可能催生我国企业信息化、互联网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新一轮发展，从而出现新型的产业门类、服务模式和新经济增长点。对此建议：（1）政府加大对5G、机器人等产业的相关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为信息化、自动化创造基础设施条件。（2）提倡互联网巨头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中小企业免费或低价提供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阶段灵活工作的效率。

 

（六）防疫情过后可能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再次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

 

这次疫情也暴露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可以预判，某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会想办法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环节和门类。这将重挫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极大地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继续加强和巩固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的密切联系是一个化解办法，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也是一个有效的对冲措施。此外，进一步加强我国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以超大规模市场中国内经济循环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是防止全球经济风险传递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