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疫情谈经济，在目前的情况下就会犯灾难性的错误。在目前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政府的开支应该向哪里去？如果政府有极端充裕的资源，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但是，基本事实是中国政府的资源是严重受到限制的。在2008年，政府和经济从债务上讲高度健康。当政府和企业债务都非常低的时候，它可以高度地举债，用它来资助它的财政政策。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高（“最高”是指债务和GDP的比例）的债务国家之一，中国已经面对杠杆率过高的风险。

 

而杠杆率过高的风险，就是金融危机的风险。因为金融危机的背后有个结构性的问题，当杠杆率高的时候，就从结构上为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刚才我们讲货币政策大量地放流动性到市场上，以避免金融危机。但财政刺激意味着欠更多的债。在这个背景下，依赖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欠更多的债，要非常小心带来的反面后果。

 

这个后果就是进一步地动摇金融稳定，在结构上削弱金融的稳定性，这是非常需要小心的。因此，财政刺激的量不能过大，不可以像2008年、2009年那样大规模地举债去搞财政刺激。因为这会严重地动摇金融稳定性，会为金融危机制造条件。那么，有限的资源在疫情严重时应该投到哪里去？应该怎么投？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困难在哪儿？这就是重要的、要小心讨论的问题了。我们知道，在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中小企业面对的困难。

 

因为第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的大部分就业在中小企业，当中小企业破产时，后果就是巨大量的失业。所以一定要把眼光落在中小企业上，才能避免大规模失业。第二，无论是金融的还是财政的，通常的宏观政策都很难直接送到中小企业手里。

 

当大规模地推动宏观政策时，立即得到好处的往往是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原本就不存在要破产的风险，所以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往往是给了国有企业锦上添花，而不能救真正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不能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我并没有反对财政刺激，因为这是特殊时期，为了挽救经济的需要，哪怕欠债也是需要的。

 

但是欠债要很小心，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很有限的资源要怎么用？必须是精心地设计，让它进入到大量的中小企业中去。比如，财政刺激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为了要让中小企业活？怎么让他们活？与其送钱给他，不如大幅度地削减他的成本。他不能活是因为负担不了成本。有什么办法可以大幅度地减少他的负担，用这种方式使得大量原本可能要破产的企业能够不破产？要大幅度地减免他们的负担，这本身就意味着要增加财政赤字，这已经是财政刺激了。财政刺激不意味着必须要政府花钱，可以是政府少收钱。

 

刚才讲的中小企业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大规模地抬高所得税的门槛，免除和大幅度减少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这是财政刺激最容易做，而且是最精准的。做这些可以让财富立即落到低收入人群中去，让财富立即进入到中小企业中。与其政府花钱，不如让每个人家自己花钱；与其政府花钱，不如让每个中小企业自己能生存，让他们想法花钱，让经济不至于在这个冲击下被搞垮。而不在于政府怎么花钱搞基本建设。所谓新基建，强调的是高技术。高技术本身的发展也有它自己的规律性，即高度依赖市场。高技术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才能发展得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强的财政刺激往往会打乱市场秩序。因此，我认为，如果关心高技术的发展，最关心的应该是市场的秩序。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而不是靠政府直接去大规模地影响。当然它反过来又回到了刚才所讲的中小企业。因为高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发展。当我们讲中小企业的时候，可以说至少有两大类不同的中小企业。一大类中小企业比如是在服务业里和大量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行业里；另一大类的中小企业就是高技术。高技术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面对成本问题。

 

所以给他们降低成本（如免他们的税、减他们的费，或者甚至免他们的费）都会帮助他们，这些应该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政府设计哪些是目标，往哪些目标里投钱，我们从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财政刺激里，看到很多这种错误和浪费。由于那时的中国经济处于比今天更健康的状态，所以浪费了很多还吃得消。

 

但当经济原本就不是很健康，原本就在结构上有大量的问题、问题很严重的时候，再大规模地浪费就更吃不消了，尤其是现在的疫情还很严重。当讨论到财政刺激、基本建设的时候，比我刚才讲的问题远为更严重的是疫情。当各级政府把巨大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基本建设时，这有可能很危险。危险就在于它会冲击人们对疫情的关注，和控制。疫情远远没有过去，所以疫情的控制一定是当务之急的、最重要的、政府必须做的最大的事情。政府必须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