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分化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地理格局

　　三、区域分化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地理格局

　　如何理解和思考目前中国经济的区域分化?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区域分化?这种分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有何关系?当前的区域分化走势对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走向有哪些不一样的启示和含义?特别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关键性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地区能够率先适应甚至引领全国经济新常态，而有些地区则难以完全进入发展新常态?如何更加积极有效地引导全国各地尽快适应新常态、进入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思考和理解这些问题，对于充分认识经济新常态的深刻内涵及其区域特征，以及选择合适的区域经济治理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目前的区域分化现象，各界已有一些初步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的地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经济表现自然相差悬殊。这一理由能够说明不同地区何以存在差异，却无法解释为何差异会加剧，特别是缘何在当前这个特殊阶段出现加速分化的态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不同地区所遭受环境变化的冲击各不相同，从而加剧了地区间的分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原材料、重化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使得以上述行业为主导的地区遭受更大打击。可以看到，在2000年以后的新一轮重化工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那些原材料、能源大省得以高歌猛进式增长，如山西、内蒙古。(17)而新常态的到来，无疑使这些地区面临更大困难。应当说，这一观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然而，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不足以完全解释地区分化的加剧，现阶段区域分化的背后可能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机理。

　　可以肯定的是，当前阶段的区域分化现象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只是造成现阶段区域分化的原因恐怕远没有因经济新常态带来外部环境变化进而导致分化加剧这般简单。笔者的观察和判断是：造成现阶段区域分化的部分原因是国家宏观经济增速下降、市场需求结构调整和产能过剩等因素传导所致，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选择与更高发展阶段即经济新常态的要求不相适应，出现了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因各地区的增长动能不同导致增速换挡没有同步、动力转换步调不一，从而形成了目前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区域尺度上的分异格局。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各个地区之间展开的激烈竞争。在地区竞争模式下，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园区建设、城市扩张等方式，采用“大产业、大项目、大投资”等手段，推动产业迅速壮大、城市飞速发展、实力快速增强。在超高速增长的追赶阶段，这些方式和手段尚具有充分运用的空间和发挥作用的余地。但在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已难以再依靠过去的方式和手段推动本地的经济快速增长，政府推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手段需要更新，区域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但总体来看，目前这方面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变了，但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却没有随之改变，无疑会进一步放大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具体而言，目前我国区域发展模式还存在以下几点缺陷和不足，成为影响和制约地区经济适应和融入经济新常态的根本性问题：

　　第一，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地区经济转型，区域创新能力的巨大鸿沟加剧了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地区分化。创新驱动是经济新常态条件下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比较我国不同地区的转型情况可以发现，创新能力较强的东部发达地区省份的经济转型要明显领先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省份。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降，以及下降趋势一直没有得到缓解的地区，多是那些创新能力较弱的地区。例如，我国经济增速下降持续时间最长的内蒙古和辽宁，2016年的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7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4个百分点。再如，云南、青海、甘肃等转型相对滞后的地区，2015年的研发经费均不足100亿元，仅相当于广东、江苏等沿海省份的5%左右。过低的创新能力不仅限制了这些地区传统产业的升级，在承接新技术、新产业方面，也往往由于技术能力、创新要素配套条件不具备而难以落地，无法及时有效地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直接导致地区经济增长过快下滑。这是结构转型长期难以推进从而迟迟无法适应和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原因。

　　第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限制了区域产业更新和动力转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现阶段的区域分化。进入新常态以来，由于发展阶段的变化，不仅东部发达地区需要向创新驱动转型，中西部地区也很难再依靠大规模的要素投入、低附加值行业的发展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样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更多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的新产业。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发展差距，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以及与产业创新相关的基础条件差距过大，使得这些地区不仅难以吸引外部的创新要素流入，本地的人才、资本流出的趋势还在加强。最为突出的就是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城市教育、科研机构等行业的就业人数连年下降。另外，由于以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在本质上具有较强的网络集聚效应，(18)优势地区利用其技术、资本、人才等先发优势会聚集更多优质要素资源。这种虹吸效应将导致劣势地区的经济转型无法及时获得必要的资源要素而陷入“发展困境”，造成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第三，部分地区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导致在适应和融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习以为常并行之有效的大规模投资、以生产要素高投入驱动经济发展的老路已越来越不适应于新形势和新变化。但我国部分地区对固有发展模式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虽也有增速换挡的焦虑，但改革探索的能动性不够，经济动力转换艰难，与那些先行转型的省区在发展路径和模式上的分野日益突出。我国东北三省和一些中西部省区，经过上一轮大规模要素投入的发展阶段之后，在劳动力、产业资本、产业技术等方面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地区财富”，而这些“地区财富”与新产业、新技术发展的要求还具有相当的差距，具有较大的“沉没成本”，(19)成为新时期推动产业创新和多元化发展的障碍之一，是造成转型滞后地区发展路径被锁定的重要因素。而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已率先跻身中等甚至高收入水平行列，产业结构步入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例如，2016年北京和上海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了81%和71%。这意味着东部省份的各类要素成本持续走高，而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空间也渐趋下降，因此其转型的核心是促使经济增长从要素密集投入型转向要素组合效率提升型，由创新创意创造和人力资本累进等所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日益成为新时期东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源。不难预见，区域发展新老模式的分野态势或将带来地区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分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地区将更具活力和竞争力，而有些地区会更难熬，亟须深化改革，在浴火中重生。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区域发展模式上的显著差异，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动能存在着很大不同，新旧动能转换的节奏亦有快有慢。正是在这样的分化发展之中，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区域特征以及地理格局开始变得日益清晰起来。从目前的发展情况和基本态势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新旧动能交织、新老常态并存的新格局。

　　首先，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中老的动能加速衰退，而新的动能根本没有形成，其中以东北地区最具典型性，同时也包括山西、内蒙古等一些高度依赖资源优势产业和重化工业的省份。这些资源型、传统重化工业集中的地区，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逐渐消耗殆尽，同时产业转型升级过于滞后，至今没有解决好新兴产业发展和新旧增长动力接续转换的“土壤”和环境问题，导致新老动能无法有序衔接，区域经济迟迟未能进入新常态，同经济新常态的本质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其次，有些地区经济发展中旧的动能没有完全衰退，但新的动能正在逐渐孕育成长之中。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许多省份就属于这一类型。这些地区依靠承接产业转移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一直享受着“追赶效应”红利，并仍然遵循“高投资—高增速”的传统发展路径，投资依赖度长期居高不下，投资驱动依旧构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其中也有部分地区在发展转型中确实出现了新的动能，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新动能呈越来越快的成长态势，在支撑发展、保障就业、促进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贵州和重庆近年来异军突起，虽然其快速发展的背后同样离不开高投资驱动，但两地的共同特点是对高新技术发展高度重视。尤其是贵州，结合自身资源特点，凭借高海拔、低气温、低能耗成本等优势，选择发展大数据作为重点产业，借助大数据产业推动工业结构快速更新，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引擎和新动力。在这些地区，旧动能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新动能尚在孕育成长之中，还不足以全面取代和接替旧动能以支撑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再次，也有部分地区正逐步展现出新动能支撑的新常态，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为核心的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和轮廓日益明显。目前，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省市的投资增速已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率先摆脱投资驱动的束缚，重点转向新消费、新科技、新金融等新型增长点。技术、市场和政策创新成为这些地区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并进一步向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高端发展。特别是上海，在奋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艰难跨越中，上海以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行动与精神，率先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过去几年，上海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关键性突破，经济发展率先走上了一条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发展轨道，产业结构调整、新兴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贡献、消费对增长的拉动等实现了关键性突破。过去五年中，上海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年均增长7.2%，服务型经济为主的经济体系基本形成，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重大突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70%，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形成新格局；科技创新迈向新水平，研发投入占比达到3.8%；单位GDP能耗下降累计达到24%；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经济正在崛起，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20)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经济新常态的区域地理格局是在我国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目前还未完全定型，尚在动态变化和不断调整当中。从目前来看，全国各地只有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特征和新动能正在形成，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其他地区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由新动能支撑的新常态。此外，就总体而言，在全国层面上中国经济也尚未真正形成新动能支持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新常态。为此，需要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引领全国各地尽快进入经济新常态。

　　值得指出的是，在最近一两年尤其是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中，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结构逐渐优化，消费升级亮点纷呈，尤其是代表新经济发展特点的网络经济、电子商务以及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迅速，新的创业主体在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中正在汇聚成一股新的增长力量。这股新动能目前呈越来越快的成长态势，具体表现在日益浓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中每天诞生的几万家市场主体上，表现在不断追求消费升级中脱颖而出的信息通讯、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新型消费和蓬勃兴起的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上，还表现在快速崛起的高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上。(21)虽然这股新动能总体上尚在蓄势待发之际，还未能挑起中国经济增长的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这一股积极、创新的变革力量日益成长壮大，必将在未来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中占据主动，真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动能。而在新动能快速孕育成长的进程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区逐渐适应并进入经济新常态，从而引领全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常态。

　　四、结语：引领全国各地尽快进入经济新常态

　　当前，我国经济分化特征不断加强，新动力在分化中加快成长，老动力在分化中继续盘整，呈现出新老动力并存的新格局。与此同时，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的区域分化趋势渐趋明显，经济新常态的区域地理格局也日益浮现。其中，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在转型中发展，率先适应和引领全国经济新常态发展；中西部一些地区则在发展中转型，经济新常态特征已初露端倪但还不很显著；而东北等老工业地区仍在转型与发展的“两难”中停滞不前，尚未真正进入发展新常态。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分化，根本上是因为在走向新常态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各地的增长动能及其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分异。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中老的动能加速衰退，而新的动能根本没有形成，东北地区尤为典型；有的地区旧的动能没有完全衰退，同时新的动能正在逐渐孕育成长，重庆、贵州等中西部省市是其中的主要代表；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发展转型中确实出现了新的动能，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为核心的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和轮廓日益明显。但总体而言，在全国意义上中国经济尚未真正出现新动能支持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新格局。

　　区域分化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和一定阶段的必然规律。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出现分化是经济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资源向价值洼地流动、向高效益领域集中的主动选择，也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必然过程。(22)作为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中国经济的区域分化态势“内嵌”于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过程之中，已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在组成部分和重要特征之一。因此，从本质上讲，导源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区域分化格局，其实是经济新常态过程在地理空间层面的一种差异化“投射”。

　　当前，中国经济分化中孕育着变革，体现了发展，代表着希望。尽管分化带来了增长的波动，但也推动了结构优化和发展转型。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分化趋势还将延续，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剧，直到达成新的均衡状态。而应对分化的关键，就是要加快孕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创新驱动增长的新动力，在分化中改造旧力量、推升新力量，在分化中推陈出新、去弱扶强，在分化中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从而真正形成新动能支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对全国各地尤其是被分化地区来说，重中之重在于充分把握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大逻辑，破除传统发展思路和路径锁定效应，主动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新动能支撑地方经济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新增长，从而尽快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分别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已基本实现了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化，正在向“创新驱动”进一步升级。其今后的重点是要不断壮大以分享经济、平台经济、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经济新动能的发展能级，更加重视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对经济的融合、渗透、延展效应，不断衍生出更多新的发展动能，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增长，从而更坚实有力地引领全国经济新常态。中西部地区从发展阶段来看总体仍处于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的阶段，未来除了要提升要素利用效率，完成向“效率驱动”阶段的转化，更要重视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效提升经济发展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积极培育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进一步转变，从而促使经济发展尽快进入新常态。至于东北地区，不破则不立，老工业基地面临的体制刚性、结构惯性、创新乏力等问题根深蒂固，局部调整难以撼动其发展路径依赖，只有对现有经济结构动大手术才能浴火重生。(23)由此，东北经济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摒弃过去一直沿用的修修补补式的转型调整思路，转向寻求完全彻底的重构新思路。以重构(Restructuring)替代转型(Transition)的关键就在于，在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创新活力与民生改善方面对东北经济进行一次“自我扬弃式”的深刻变革，彻底摆脱原有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的束缚，从而超越传统经济结构模式，重塑东北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与新动力，使东北地区重新焕发活力，努力适应并真正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注释：

　　①闻言：《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奋力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人民日报》2017年6月9日。

　　②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前线》2015年第4期。

　　③徐琤、权衡：《经济新常态：大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新经验与新理论》，《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④巴曙松、华中炜、杨现领：《中国经济减速的性质与政策选项》，《中国市场》2012年第37期。

　　⑤沈坤荣、马俊：《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⑥李建伟、余斌：《宏观调控政策力度适度收缩情景下的经济发展前景》，《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月8日。

　　⑦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⑧⑩权衡：《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新旧动能并存的新格局》，文汇网2017年6月22日，http://www.she.vc/life/shenghuo/829154.html。

　　⑨卿前龙、陈昭、胡跃红：《服务业：“鲍莫尔病”还是经济发动机?——美国的经验数据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11)高帆：《区域经济“分化”的含义及政策选择》，《经济观察报》2016年4月25日，http://www.eeo.com.cn/2016/0423/285305.shtml。

　　(12)高帆：《区域经济“分化”的含义及政策选择》，《经济观察报》2016年4月25日，http://www.eeo.com.cn/2016/0423/285305.shtml。

　　(13)王一鸣：《“十三五”时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3期。

　　(14)潘建成、黄利斌、许召元：《市场倒逼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经济日报》2016年8月1日。

　　(15)孙志燕：《对当前区域分化的若干认识及应对措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15年9月11日，http://www.drc.gov.cn/xscg/20150911/182-224-2888518.htm。

　　(16)谭浩俊：《区域分化新趋势观察》，决策网2015年11月4日，http://www.juece.net.cn/content-9-1589-1.html。

　　(17)宣晓伟：《地区分化持续，区域发展模式转型任重道远》，《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1月24日。

　　(18)段小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方式、组织形式与政策手段》，《改革》2011年第2期。

　　(19)蔡昉：《从国际经验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比较》2015年第3期。

　　(20)权衡：《率先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文汇报》2017年5月12日。

　　(21)胡敏：《面对经济分化要加快孕育新动能》，《新华日报》2016年7月19日。

　　(22)国家行政学院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把握经济分化走势 促进发展动力转换》，《求是》2016年第18期。

　　(23)张可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难点与重构新思路》，《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2期。

　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