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分化的总体态势

　　二、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分化的总体态势

　　全面降速是新常态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整体性特征。可是，中国不同区域的要素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及阶段性特征很不一致，发展转型的约束条件各不相同，这意味着整体经济走向在不同地区往往具有明显的差异化“投射”，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分化特征渐趋明显，“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局面愈益凸显。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中国的区域发展差异。但进入发展新常态，不仅东部和中西部地带发展态势在发生变化，而且经济增长南北分化的态势也在趋于明显。即使身处相同地带，各省份的经济增速也在分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图1 2007-2016年我国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增速比较

资料来源：各省区相关年份统计年鉴。

　　第一，传统区域板块之间的“横向”分化格局进一步加剧。从全国四大经济区域板块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业已呈现出“东部缓慢回落、东北快速下行、中部相对稳定、西部相对高速”的复杂图景，这与我国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东快西慢”的基本格局明显有了很大的不同。2016年东部除天津和福建外，其余8个省区的GDP增长率均低于8%。从要素密集投入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换，以及转换进程中的适应性调整是导致东部经济缓慢回落的基本成因。中部除山西和湖南外，其余4个省区的增长率均高于8%。西部除内蒙古、广西、四川、陕西、甘肃和***外，其余6个省区的增长率均高于8%，重庆、贵州和西藏等西南省市甚至分别达到10.7%、10.5%和10%。中西部整体上处在工业化的起飞或加速期，且政府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也在持续发力。以政府投资进而营商环境改善为牵引力，中西部地区获取了此前东部地区高速增长的“接力棒”，投资增长、要素使用以及与东部地区的错位发展，是现阶段中西部仍保持较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11)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则大幅下滑，增长率跌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低点，其中辽宁出现了2.5%的负增长，这在我国近几十年来尚属首次。东北面临着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资源部门转向产业多样化、产权结构从过度依赖国有企业转向产权多元化的双重使命，这两种转型的相互叠加，以及转型与现有制度之间的失配是导致东北经济急速下滑的基本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所有区域板块中，东北和西南两大板块的态势最出人意料。东北经济曾带动全国多年，但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率先步入下滑通道，而且与全国相对温和的下行趋势相比，东北经济下行则是“断崖式”的，即所谓的“新东北现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的是，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全国的西南部分省区，在各地经济全面降速过程中却仍然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长并领涨全国，被誉为“西南现象”。应当说，急转直下的“东北现象”与后来居上的“西南现象”，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区域图景的传统认知，也折射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态势与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和重大调整。透过现象看本质，“东北现象”的背后其实是老的增长动能加速衰退，而新的动能根本没有形成，新旧动能青黄不接造成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而“西南现象”的背后则是高投资驱动的结果。以贵州为例，2010-2016年贵州投资年均增长38%，大大超出全国16%的投资增速，也远高于贵州平均12.2%的GDP增长率。同期，投资占贵州GDP的比重从89%的高水平进一步攀升到了110%的超高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以贵州为代表的“西南现象”其实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拉动的外生性增长，而并非是通过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等结构性变革产生的内生性增长。不管是“东北现象”还是“西南现象”，当务之急是仍需进一步强化结构改革和创新驱动，确保经济增长的新旧动力及早得到转换。否则，就算经济增速数据再“好看”，“东北现象”还会进一步恶化，“西南现象”也终将是昙花一现。

图2 2011-2016年贵州与全国投资占GDP比重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贵州及全国相关年份统计年鉴。

　　第二，南北区域之间的“纵向”分化态势日趋明显。与以往我国区域增长差异主要体现为东中西部间的“横向”分化不同，经济进入新一轮下行通道后，南北部区域间的“纵向”分化态势日渐突出。近年来，东北、华北、西北等北方区域，受资源型产品价格回落和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冲击，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而南方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总体上，西南地区、中部的南方省区、东部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要普遍好于西北、中部北方省区以及华北、东北地区。从2016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看，增速位居全国前5位的重庆、贵州、西藏、天津、江西，除天津外均为南方省市；位居后5位的辽宁、山西、黑龙江、北京和河北，则均为北方省市。南北分化具体有两方面的表现：第一，增速“南快北慢”。对比南北增长态势不难看到，2008年南方省区经济增速比北方省区低0.5个百分点，2010-2012年两者基本持平。2013年后，南北之间增速差距开始拉大，南部增速快于北部增速的幅度由2013年的0.7个百分点，扩大到2016年的1.8个百分点。第二，比重“南升北降”。伴随南北省区经济增速的变化，其占全国经济的比重此消彼长。20世纪80～90年代，南方省区在全国的GDP占比保持上升。2002年后，北方省区经济增速加快，其所占份额有所提高。但2012年以来，南方诸省的比重逐年上升，2016年已超过60%，达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占比最高值。而北方经济占比则每况愈下，目前已不足全国的40%。从东西分化到南北逆转，这是新常态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大新变化。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进一步南移，同时也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第三，省区之间的经济分化表现更为突出。由上述分析可知，转入新常态后我国区域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板块特征和地带特性仍然比较明显。然而，四大经济区域板块的划分虽然能够在总体上概括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特征，但基于四大板块划分方法的分析会掩盖板块内部的许多“异质性”信息，不足以反映区域经济分化的全部过程和问题，甚至可能产生误导。例如，东北板块中，辽宁的情况就与其他两省迥然不同。同样，在西部地区，贵州和重庆同其他省份的表现也存在着明显差异。研究表明，2013-2015年我国31个省区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已经从1.443攀高至1.760，(12)说明中国省域经济差异在逐步扩大。深入板块内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省区层面的经济增长分异态势十分突出，并分化而成以下三种不同的增长类型：

　　其一，深度下探型。这主要是指那些资源型、重化工业相对集中的省区，其经济增速在全国下降最早，至今仍深陷下跌泥潭而未有明显起色。从近十多年来全国各省区经济增速的变化趋势来看，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区的经济增速在2005年前后就出现了下降。其中，内蒙古降幅最大，由2005年的23.8%降至2016年的7.2%。东北地区紧跟其后，2004-2016年期间经济增速下降了超10个百分点，辽宁更高达15个百分点。山西经济增长波动最甚，1999年、2009年都出现过大幅下降，2015年的经济增速已降至近20年以来的最低值(3.1%)，大约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国际国内大宗商品市场需求疲态不改，这些地区的下滑态势仍在加剧。如辽宁在2012-2016年期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是全国同期降幅最大的地区。这表明上述地区主导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接替产业的培育都相对滞后，区域经济转型尚未形成有效的动力支撑。

　　其二，缓中趋稳型。与北方资源型省份显著不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速下滑的时间节点相对较晚，且多数省市的降幅已明显缩小，呈触底反弹、趋暖回升之势。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发达省份经济增长下降的时点主要集中在2008年前后。其中上海降幅最大，由2007年的15.2%降至2016年的6.8%。其次是北京，同期下降了约7.8个百分点。但从近三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地区经济增长下降明显趋缓，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区的降幅都已在0.3个百分点上下，增速趋于稳定。这一方面表明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韧性更好，回旋余地相对较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上述地区的转型已见成效或基本完成，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增强，因此能较早地适应并引领全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其三，高位补跌型。与全国许多地区的发展轨迹都不一样，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的经济增速下降最晚，但积聚的风险也更多，补跌压力不容小觑。自2000年以来，中西部地区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进入转型阶段的时点要明显晚于东部发达地区。中部5省(山西除外)、西部11省(内蒙古除外)的经济增速普遍到2012年左右才开始下降，但下降的速率要快于其他地区。如四川、陕西等地在2012-2016年间的降幅就超过了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短期内过快下降，势必会导致各种风险积聚与扩大，加大化解的难度。再加上，这些地区主导产业结构单一，极易在转型过程中出现新旧产业接续的“空档期”，产生较为严重的就业风险和财政风险，值得密切关注和高度警惕。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化，地区经济超越传统区域板块呈多维分化态势，体现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之间，也体现在各大区域板块内部，还打破了四大板块的限制，呈现出南北差异的特点，这意味着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面对区域分化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之间存在一定分化并保持适度的落差，往往可以增大发展的回旋空间，形成梯度推进和持续增长的动力，使我国具有更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13)也有观点认为，区域分化可以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区域转型，不需要政策干预。(14)但其实并不尽然。如果区域分化过于严重，优势地区对资源要素的虹吸效应就会加剧，劣势地区的发展会进一步衰退，引发财政风险、社会风险、金融风险等叠加放大，经济转型就更难推进，可能陷入“发展困境”。(15)另外，过去由于资源的特殊作用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等，区域分化的矛盾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16)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资源消耗式发展的空间已越来越小，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差距也在不断压缩，落后地区寄望于强投入换取高增长的传统模式来缩小与领先地区的差异，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适当的政策干预仍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现阶段的区域分化正处于我国整体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由大规模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时期，对区域自身发展能力和制度条件都有更高的要求，区域分化的缓解具有相当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此过程中，既要防止部分地区因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和风险的日渐突出而失去转型的动力，回归“发展老路”；还应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思路，用更多新的思维、新的理念、新的举措，防止区域分化“过快过大”，加强落后地区发展能力建设，尽量缩小区域发展鸿沟，从而在深化结构转型的同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