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已进入全面降速的新阶段

　　一、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已进入全面降速的新阶段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后金融危机的持续震荡和复苏蓄能阶段，国际经济的周期性转折与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相互叠加，导致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增长速度下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②曾经以两位数高增长的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2010-2016年中国GDP增长率已经从10.63%持续下降至6.7%，经济体量的增大、域外格局的波动和内部结构的调整，共同引致中国整体确立了从超高速、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基本趋势。

　　增速回落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相应呈现出全面下降的发展态势(表1)。“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全国所有省区GDP增速均在两位数以上，有15个省份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3%。之后五年，各省区经济增速都降至13%以下，高于11%的省区仅有6个。进入“十三五”，这一趋势仍未有减缓或回暖迹象，2016年绝大多数省份进一步减速至8%以下，只有3个省区增速超过了两位数。此外，从两个“五年”的增速降幅来看，共有18个省区GDP减速达3%以上，其中有3个省区减幅超过5%，分别为内蒙古、辽宁和吉林，各下降了7.32%、6.06%和5.52%。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解释。③一种观点认为，导致我国经济增速趋缓的原因主要是“周期性因素”即金融危机的冲击。④但问题在于如此长时间的衰退及其后来的各种逆周期调节措施，都未能将经济增长重新拉回到上升的轨道，因此周期性冲击之说难以合理解释中国的经济减速。另一种解释源自“增长收敛假说”，⑤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赶上或超越发达国家后，经济增长率会出现下降，产生收敛性增长趋势。比如，日本和韩国分别在1972年和1991年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率就由此开始向下回落。但是，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仅八千多美元，而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大多在3万到4万美元之间，所以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赶超的阶段，用增长收敛假说同样说明不了中国经济放缓的现象。也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更主要的是宏观调控收缩导致的政策性减速。⑥其实，政策性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十年前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例如，当时的四万亿投资使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下维持了一段时期的较高增长，但这显然无法解释接下来出现的增速下降问题，因为在随后的几年内，中国的货币政策仍然是比较宽松的，只是这种宽松并未真正刺激中国经济实现持续性的高增长。

　　还有一种观点则是最近一两年逐渐形成的较为主流的看法和判断，即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趋缓主要是结构性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减速”。⑦⑧这一解释的理论依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67年提出的“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该理论认为，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具有“停滞部门”的特征，所以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高将导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被拉低，从而造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降。⑨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中国的服务业占比逐年提升并已超过制造业，2016年达到了51.6%，但服务业的能级仍然较低，大多还属于低端和较高成本的服务业，造成中国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同时，中国目前还面临因资源严重错配造成的大量实体经济产能过剩问题，使得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出现下降。服务经济占比提高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再加上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恶化，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持续降低。研究表明，自1978年以来，TFP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基本呈上升趋势，但到2008年以后出现较大下滑，尤其是2007-2014年TFP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12%下降到4%。⑩显然，这就是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减速问题。结构性减速必须依靠结构性改革加以应对，区域经济的结构性降速同样要靠全国各地的结构性转型方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