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专家、学者和政策分析师们对于疫情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存在分歧。相对悲观者甚至认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为负，如果没有大规模的需求刺激政策配合，中国经济达成2011-2020年这十年GDP翻番所需的全年5.5-5.6%的GDP增长将很难实现。当然，市场上更为普遍的预期是这次疫情对第一季度GDP增速的影响在2-3个百分点，对全年增长的影响在0.5个点左右。

 

我们认为在积极有效的政策（我们稍后分析什么是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的保障下，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0.5个百分点的影响是一个合理的估测，原因如下：（1）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师详细测算了疫情对诸如交通运输、批发零售、旅游、住宿、餐饮、线下娱乐等直接受影响的行业所造成的损失，规模在1.3-1.8万亿元之间，考虑到GDP统计的是增加值而非营业收入，商家的营业收入只有一定比例可被列为增加值，因此，实际的GDP损失应该远小于1.3-1.8万亿；（2）计算GDP时，统计局对很多行业使用收入法，即使这些行业员工不能正常返工返岗，甚至运营中断，但是企业发放的工资、缴纳的税费等仍旧计入GDP核算，反映出的GDP减速并不像人们感受的那么大（对不起，直觉有时真的不可靠！）；（3）考虑到正在和陆续将要出台的各项对冲政策的影响，在经历第一季度的经济回落后，第二、三季度经济数据会显著回弹，疫情对全年数据影响的程度可能进一步收窄。

 

0.5个百分点的GDP损失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测大致相当。此前在评估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时，IMF称新型肺炎疫情会使其3.3%的2020年全球经济增幅预期降低0.1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6%左右，0.5个百分点的中国GDP下降大约对应着0.1个百分点的全球GDP损失。这里我们假设疫情在中国境外的有限扩散也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

 

如果0.5个百分点的估测大致合理，那么今年中国GDP增速将在5.6%左右，经济增长仍在合理范围，能够实现两个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当然，必须指出，我们的分析假定疫情不会演变为全球性的传染病。如果疫情在全球蔓延并持续，那么它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一幅可怕的场景。这种情况下，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将会出现堵塞甚至断裂，全球经济秩序被彻底打乱，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甚至可能被迫按下暂停键。如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超越文献中所分析的一般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对全球经济形成持续的深度的冲击。一旦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将不得不大幅修订，而我们政策讨论的话语体系将会彻底不同。

 

暂时放下此种极端情况不论，我们上面关于疫情经济影响的总体判断可以从全球资本市场对疫情的反应中得到一些实证支持。图1给出了今年1-2月上证指数、恒生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变化。如图1所示，在2月下旬疫情在全球范围扩散之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主要在我国。这段时间股市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恒生指数和上证指数的变化重合度较高，其间，疫情对股市的负面冲击在2月初一次性释放后，股市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上证指数2月20日几乎已经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恒生指数虽然回升幅度不如上证指数，但是总体上升趋势在2月20日前非常明显；需要指出，这段时间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主要在中国，在海外迅速扩散的报道尚未出现；其二，道琼斯指数在1月底疫情汹涌时有过窄幅调整，但总体趋势平稳，2月20日前并未受到我国疫情防控情况的明显影响。

 

显然，1月2日至2月20日的股市在因疫情而生的市场恐慌情绪一次性释放之后，逐渐回复到疫情前水平，表明资本市场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基本可控，疫后中国经济总体形势向好趋势在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被市场消化后不会改变。这段时间道琼斯指数的变化同样表明全球市场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给定中国居于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这一关键事实，我们不认同某些分析师得出的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被严重高估这一判断——道琼斯指数在2月20日前的相对波澜不惊显示全球市场认为中国政府有足够大的宏观政策施展空间去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正因为这样，疫情的经济影响局限于短期且相对有限。

 

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内生变量。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疫情的控制情况以及我们是否采纳有效的对冲政策。我们上述分析显示疫情如果没有演变为全球性传染病，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并不构成大的威胁。这种背景下，政策选择应该避免通过大水漫灌全方位刺激的方式来过度拉高疫后GDP增速。这种过度对冲既透支了未来增长潜力，还将进一步恶化目前已经很严重的杠杆率高、投资资本收益率低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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