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四种渠道的影响，发生在经济的不同层面，由于疫情由武汉到全国、由中国到国外次第扩散的特征，四种渠道对经济施加的影响也有先有后，针对这种特征，我们可以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内生产和需求的冲击。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35.7，财新中国服务业PMI26.5，均创下历史新低，反映出疫情爆发后休克疗法的影响，疫情后的封城和隔离，造成生产渠道基本冻结，体现在PMI中生产分项的降幅最大，从疫情前去年12月的53.2下滑到今年2月的27.8；同时需求渠道大幅萎缩，服务业消费、可选消费大幅削减，生活必需品消费仍通过电商等维系，影响相对较小，体现在数据上，也可以看到服务业PMI下滑幅度大于制造业，汽车、地产销售降幅远远大于必需品。

 

　　2月是需求和生产渠道冲击最集中体现的月份，后续来看，随着国内疫情逐渐改善，以及各方面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推进，从发电日豪煤、物流、客运人流量、市内交通等指标观察，企业已经开始逐步复工复产，尽管恢复速度还比较慢，但方向上已经比较清晰，如果后期在疫情稳定后再进行赶工，生产端的恢复可能会比较快；需求端方面，在疫情稳定后，部分被推迟的需求也将逐渐释放。在第一阶段冲击发生后，随着疫情逐渐稳定，需求和生产从同向收缩转为同向扩张，经济有望出现几个月的V型修复。

 

　　但上述分析实际是建立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下，如果考虑疫情对海外的影响，还将传导到国内，形成第二阶段的影响，使得国内经济的判断更趋复杂化：

 

　　第二阶段：外部渠道冲击的传导。在第一阶段，疫情仅在国内流行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中国的新冠疫情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多国对中国的物流人流进行了限制，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更大的影响发生在疫情往日本、韩国、意大利乃至整个欧美亚洲等地区广泛传播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或者是中国重要的进出口贸易伙伴，或者处于中国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环节（如日韩是中国电子产业供应链重要环节），疫情在海外的传播给中国经济和企业带来了新的风险。1-2月中国美元计价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7.2%，领先指标PMI新出口订单由去年12月的50.3下降至2月的28.7，预示着出口短期仍将承压，而中国重要产业的海外供应链不稳定也是个重要的扰动因素，其后果可能还会在未来几个月逐渐显现，但海外疫情的扩散程度及其对国内的影响量级目前仍难以评估。

 

　　第三阶段：金融渠道放大实体波动。疫情信息通过情绪和预期在金融市场上放大，资金短期内急速剧烈的重新配置，造成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比如近期美股和美债均触发了历史罕见的熔断。资金的拥挤和羊群效应，还可能加剧疫情中的结构脆弱点。比如资金迅速撤离疫情受损的行业板块和企业，信用利差上升，还会造成相关行业企业融资难度上升，现金流压力加大，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超预期，现金流风险甚至有转化为信用风险的可能。股市、利率、汇率等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还会对宏观调控形成一定的制约，甚至削弱政策调控的效果。

 

　　以上仅为理论分析，在基准情形下，我们预计疫情将逐渐受控，或者即便较长时间存在但致死率下降，最终可能发展成为类似2009-2010年间的美国H1N1，尽管扩散范围较广，但由于致死率低，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不受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实际不大。在此情况下，第二阶段的冲击不一定很严重，第三阶段的冲击也不一定会真实发生，但从政策分析和策略应对的角度，不能完全忽视其发生的概率。

 

　　需要看到，危中有机，疫情给生产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长期看将蕴藏着新的变革和机遇，这可以看作疫情第四阶段在中长期的影响。比如2003年“非典”疫情推动了淘宝、京东等电商的崛起，进而又带动了第三方民营物流的兴盛。在重视新冠疫情短期负面冲击的同时，也要积极把握疫情可能在多个领域带来的新变革和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