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股市连续暴跌可能成为引爆美国经济更严重衰退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纽约股市连续暴跌可能成为引爆美国经济更严重衰退的标志性事件。

研究南亚社会经济问题的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货币和经济波动加剧的机制在于循环累积效应。对于社会发展，各种动态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某一初始因素的变化导致其他因素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初始因素的变化，因而社会经济过程就将沿着初始因素变化指向深化发展，从而形成累积性循环趋势。可见虽然短期与长期因素都影响美国股市走向，但长期因素才是根本的，而短期因素往往成为长期风险的爆发点。

国家财政危机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现象，最具历史影响的资本主义大危机迄今共有三次，最早的1825年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商品过剩危机，当时从理论上宣告了法国经济学家萨伊 “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理论的破产。此后平均每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经济危机，每次程度不同，到二十世纪前后，资本主义大危机的爆发地点转移到了美国。第二次是1929~1941年的大萧条，第三次是2007~2009年的大衰退。

所有大危机都有一致的特点，从金融危机开始，股市猛烈下跌、银行倒闭、工商企业破产，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极度恐慌和混乱中。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政府无能原因，但是随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制的变革，政府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市场走向，所谓小政府已经彻底转向了大政府格局。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财政，1931年联邦财政支出只有35.77亿美元，到2019年则高达44483.16万亿美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刻根源，也随之向财政危机转换。

美国财政风险源自“挥霍无度”。2007年大萧条危机爆发之前，联邦财政赤字尚稍有节制，债务余额在10万亿美元以内，债息负担较低。然而，经过奥巴马时期，尤其是特朗普时期的赤字财政政策加码，到2020年3月初仅联邦债务即高达23.5万亿美元，债务率从2000年的58.84%增加到了107.28%，其中的三分之一为外国持有，公共持有的流通债务占总债务之比，从55.65%增加到74%以上，每年债务利息支出即高达四五千亿美元。（参见图二、三）

据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用不了多久，债息支出将等于美国的军费支出额，长期财政融资将受到国家经济承受力的限制，所以赤字财政恶化直接导致财政风险显性化，联邦政府的能力将受到冲击，也严重影响国际经济体系稳定，并对国际力量的对比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本质就是财政危机。

美国当前爆发财政经济大危机的风险不断逼近临界点。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十年，截至今年3月初，道琼斯指数累计上涨173.67%，标普500累计上涨189.7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295.42%。

相关特点如下：一是，美国2017年的税制改革后，四万多亿美元海外未税资产加速回流，加上特朗普强推的降息措施，支撑股市投机两年之久。

二是，2018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和共和党中期选举不稳，导致道琼斯指数全年下跌6.6%，较峰值下跌13.6%；标普500较年初下跌 7.4%，较峰值下跌15.2%；罗素2000指数下跌14.0%，较峰值水平下跌23.4%，均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年份。

三是，由于对2018年中期选举后、2020年大选前这段过渡时期的良好预期，以及特朗普政府对财政经济、国际经贸关系很用“重药”，2019年全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上涨22.34%、28.88%和35.23%，是6年来最大涨幅，但小企业罗素2000指数全年仅上涨7.65%，结合2018~2019年两年指标看，罗素2000指数实际处于负增长趋势，自2016年以来五年内道琼斯股票涨幅为30.63%，罗素2000指数增加了-1.79%，而且仍在不断下跌当中。这明确显示美国中小企业严重不稳，特朗普寄予厚望的全球产业链回流不顺利，经济衰退信号更加强烈。如果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急剧恶化，可能就是美国进入严重衰退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