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而言，供应链洗牌也未必是针对中国，而是对于全球布局的地区性分散风险。

 

同时有几个因素决定中国的供应链不能完全被取代：第一，中国有比他国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第二，在特定产业，中国所能提供的技术和劳工水平不是目前东南亚低工资国家能轻易取代的；第三，中国有很大的内需市场支持供应链留在中国，显示有一部分“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外商生产将倾向于留在国内。

 

在这样的趋势下，中国国内产业必须争取升级，并促使国内消费的升级，尽管短期内国内需求也会受到冲击。美国CNBC电视网在2月27日发布的对全球首席财务官的快闪调查显示，40%的大型公司表示冠状病毒导致来自中国的需求“大幅下降”。同时中国也要为自己的供应链部署采取“双保险”的多元化政策，因为未来任何基于“孤注一掷”的国家策略必定代价过高。

 

在稳外贸方面的政策上，中国商务部已经提出加大贸易融资支持力度，保障企业合理资金需求，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稳外资方面，具体举措包括：指导外资企业应对疫情的各项支持政策，保障外资企业同等适用；继续压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两个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外资准入领域；修订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考核评价办法，增加外贸外资考核指标权重；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修订外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等。

 

49%的中国美国商会研调受访者希望中国政府提供税收减免以帮助外国企业；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希望看到清晰、一致的政策，而35%的受访者要求优先考虑透明性，并希望获得进一步包括有关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以及与疫情相关的商业政策的信息。

 

上海美国商会的研调也显示，35%受访的美国公司认为，中国政府对于复工要求更清晰的解释，是政府官员可以加快工厂开业审批速度的最重要措施。

 

此外，病毒至少存在短期内从“低概率、高严重性”变成“高概率、高严重性”的持续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企业将如何去评估不同生产地的优劣势，包括当地的公共卫生措施、政府治理、地理、气候等考虑？未来外商在评估整体供应链的风险因素时，将不再局限于政府政策是否明确或是支持哪些关键产业，政府举全国之力抗疫的效率，或是漂亮的GDP增长率，而是政府治理是否能及时预防疫情的产生。

 

位于芝加哥的克里斯特财富管理公司在2月26日的报告中指出，外资公司正准备尽快逃离中国：“日益增长的担忧可能会导致供应链、贸易关系和金融交易重新布局，剥夺中国的未来增长……（这个担忧）可能会超出短期的经济减速范围，而进入政府结构、政治控制和重新设定增长模式的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供应断链向全球企业提出的疑问是：一个正向高度科技化迈进的经济实体，是否有与之匹配的政治架构来预防灾难性的冲击？因此长期来说，比起救急的优惠利商政策，言论与媒体自由带来的透明度，以及有独立法治把关的体制，可能对掌握供应链的竞争力更为重要。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课题组的分析报告指出：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得我国将面临输入病例的风险，延迟我国防疫结束时间；全球疫情将造成海外需求和供应的不确定性；但由于我国疫情防控已取得积极进展，我国将获得更多机遇，包括降低国际产业链从中国转移的压力、满足增加的抗疫物资需求等。

 

该报告认为，我们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做好防范疫情输入性风险的准备；二是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但是要注意力度适当、结构合理；三是对受疫情全球蔓延影响较大的行业进行精准支持，鼓励信息科技等行业帮助海外国家抗击疫情，为疫情结束后向国际市场拓展做好铺垫；四是积极应对疫情全球蔓延对产业链的负面影响，同时布局完善国内产业链；五是扩大金融改革开放，满足海外资金在疫情蔓延下的避险需求，在国际疫情防控合作中发挥人民币支付结算功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六是继续体现大国担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应对逆全球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