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影响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黄群慧：首先，影响疫情对经济冲击程度的关键因素，是疫情的持续时间和疫情的影响范围。目前来看，在党中央科学部署和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疫情主要被限制在武汉及湖北区域，对经济影响的时间主要是第一季度。基于这两个判断，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总体上是可控的。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疫情出现后科学部署防控，形成全国一盘棋，迅速展开疫情阻击战。在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之时，又及时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在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下，到2月21日，在23个公布复工率的省份中，就有18个省份复工率超过了50%，到2月24日，浙江超过90%，江西、山东、江苏、辽宁、广东等地超过80%，福建、上海、贵州复工率超过70%。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对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复工复产的调查，到2月20日复工复产率就已达97%，产能利用率平均达到59%。

 

　　其次，疫情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决定因素。一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总量优势不可能因为短期的疫情冲击而改变，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新冠肺炎疫情掀不翻中国经济这片大海。这一总量优势也为我们动员社会资源回应疫情冲击、推动经济向正常状态复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疫情冲击既改变不了要素的总量更改变不了要素的组合方式，因而也就改变不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经济结构日益优化，缘于要素组合效率的不断提升，这是长期市场化改革与技术创新所形成的，不会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疫情冲击不会改变这一制度优势，而且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会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提高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

 

　　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不仅使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而且具有特别明显的抵御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能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上升，抵御各类风险和危机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在科学防控的基础上，对恢复经济和保障经济增长做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控举措，有力地冲抵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日益成熟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充足的宏观政策空间，能够有力地抵御疫情的短期冲击。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我国的调控目标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率，调控工具更加多元，调控经验更加丰富，调控力度和调控方向更加精准。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也没有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而是采取了大规模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改革开放举措，这为当前应对疫情冲击预留了较为充足的政策空间。目前，总体较低的政府负债率为更好地稳就业、改善民生及扩大基建支出预留了财政政策空间，温和的核心CPI涨幅、PPI跌幅和“全球降息潮”为我国的稳健货币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内外部空间。通过加强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功能，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疫情等风险挑战，保持全年经济的平稳运行。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将持续释放强大的需求拉动力，不断扩大并持续升级的国内需求是中国经济抵御疫情冲击的有力保障。二是以创新研发为基础的日益成熟的产业体系，正在持续打造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三是以要素市场化为基础的改革开放，将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增长潜能，持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四是经济发展新动能持续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的数据，我国的新动能指数（包括网络经济指数、经济活力指数、创新驱动指数、知识能力指数、转型升级指数等5类）逐年提高，2015-2017年逐年分别上升23.5%、26.9%、34.1%。

 

　　黄泰岩：维持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我们具有以下显著优势：一是有党的领导，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迅速阻断突发事件影响经济基本面的传导机制，把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二是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既发挥公有制的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又依靠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既通过按劳分配守住公平底线，又通过多种分配方式形成有效激励；既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是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济实力，使我们有底气抵御短期的意外冲击。

 

　　短期来看，如果疫情防控的主要任务在一季度基本完成，那么后面三个季度将会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疫情防控将为相关产业如健康产业等带来巨大需求，从而带动这些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链投资和生产的爆发性增长，这也是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支撑。此外，由于国家积极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保民生、稳就业，特别是有效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因而一旦疫情结束，消费的收入基础还在，消费会快速恢复，从而带动服务业等的快速恢复。

 

 

 

　　刘伟：从总供给来看，开工率较低会导致一季度服务业和第二产业增速下滑，随着二季度企业开工率恢复到正常水平，下半年全面恢复生产，第二产业整体增速会实现企稳，全年增速达到正增长。但第三产业受疫情影响明显，全年增速承压。

 

　　化危为机，重点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努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包括减税、降低社保费率、住房公积金缴纳制度的调整、对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企业予以扶持等；二是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三是深化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继续改造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扩大高质量供给；四是加快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在资金和政策支持、科技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投入、产学研一体化等方面加大投入。

 

　　化危为机，要特别关注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从未因疫情中断或弱化，反而会刺激人们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加大对公共卫生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此次疫情冲击暴露出我国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短板。通过这次疫情大考，我们需要更加精准地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更大力度地进行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我们能够化危为机，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黄群慧：疫情最直接的影响是抑制了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需要集体协作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生产也受到较大冲击。这些冲击会进一步传递到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并对短期投资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从历史上看，诸如灾难、战争和一些突如其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变，往往会成为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机遇。此次疫情冲击，也会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一方面会激发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另一方面也会促使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更加成熟。2018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到15.7%，疫情的出现会促使这三者的占比进一步提高。尤其是，疫情冲击之下，社会经济会对数字化技术有更深、更广的需求，包括医疗卫生服务、社区治理、教育、购物的在线化需求，以及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智能化等。这都将促进企业和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进产业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由此还会带动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我国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国家现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短期减少企业负担的政策，包括税收、金融、社会保险、物流等众多方面的“降成本”措施，在经过疫情期的试行后，一些有效的措施会转为长期政策，客观上能够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从而促进长期经济的稳定增长。

 

　　黄泰岩：疫情虽然是短期冲击，但它对经济的影响面广，涉及全产业链。化解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一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支持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的发展，确保高端产业的高速增长；支持传统产业通过加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改造升级，向产业高端发展；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一系列重要制度的完善和体制机制的健全，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包括：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力、控制力和防风险能力；建立和完善一批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良好预期；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创新的产权激励；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让创造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等等。三是整合和完善全球产业链，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中央提出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我们要加快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