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海内外疫情对增长影响的总结与政策应对
V. 海内外疫情对增长影响的总结与政策应对
综上所述,国内和海外疫情的影响叠加,在基准情形下可能对全年增长造成约4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在较悲观情形下影响可能达5-6个百分点。目前来看,新冠疫情在国内进入“平台期”、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已经大幅下降。但海外疫情演进仍有较高不确定性,尤其在隔离防控效果、复工节奏、政策应对、及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等方面,因此我们考虑了不同情形下海外疫情发展对增长的可能影响。以当前的形势估算,外需对中国增长的负面冲击可能在2-3季度达到峰值。
考虑到疫情冲击下供给与需求同时收缩,宽松当以财政政策为主,有必要采取及时、有力的逆周期调节措施,增加显性赤字,并进一步减税、甚至退税以对冲企业现金流压力。在供给不足的背景下,虽然需求端政策必不可少,但单纯的货币宽松可能产生通胀上升、长期加重金融系统(隐性坏账等)负担的副作用。鉴于此,以财政扩张为主推动供给与需求同步恢复,是更优的政策选择。我们的测算显示,今年广义财政宽松规模可能大幅扩张,在财政扩张的过程中,政策应着重考虑增加显性赤字、以减轻对银行体系的负担。节奏方面,考虑到2-3季度各个国家开始进入隔离防疫阶段后增长再度承压,因此在当前阶段有必要继续保持政策的宽松立场。规模上看,我们估算,扩张“结构性[6]”财政赤字率4个百分点左右,可能可以应对海内外疫情对今年经济增长的冲击[7]。
当然,虽然疫情短期内带来各方面的负面冲击,但也不失为一些中长期结构性改革的契机——包括公积金制度改革、加快划转国资充实社保、以及降低社保费率等。公积金制度下累积了5.8万亿元低效财政“储备”,这一部分闲置储蓄亟待有效释放。同时,中国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为16%,仍然高于10%的国际中位数水平,社保降费仍有空间。这些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将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盈余,同时在不增加杠杆率的情况下扩张消费和投资需求,在关键时期有助于增强实体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善增长结构、扩大内需。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中国在抗疫方面已经领先其他国家取得阶段性成功,如果能继续通过合理的政策组合有效应对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则中国制造业及服务业在全球的地位可能将得到进一步提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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