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发展阶段发生变化。2003年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期，以及库存周期、产能周期、房地产周期共振向上的阶段，人口红利不断释放，宏观调控政策空间较为宽裕。“非典”疫情仅是经济趋势性、周期性上行期的一股短暂“寒流”，延缓而未改变实体经济快速抬升的势头。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趋势加快，201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较2003年高5.1个百分点，风险防控压力明显加大。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一直缓慢下降，虽然第四季度有企稳迹象，但这次疫情爆发将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二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疫情爆发，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第三产业和消费，这两方面所需恢复时间也最长。一方面， 2003年第二产业为我国主导产业，三次产业在经济总量的占比分别为12.4%、45.6%、42%；当前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不断提高，已成为经济的绝对主导，2019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7.1%、39%和53.9%。另一方面，2003年投资在我国需求结构中为绝对主导，消费、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36.1%、68.8%；当前消费取代了投资的主导地位，2019年消费、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此外，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部分消费项目具有易受冲击又难以形成补偿性增长的特点，住宿、餐饮、旅游、娱乐、客运等消费需求在疫情过后可以迅速恢复，但已经损失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挽回。因此，当前疫情对第三产业和消费带来的负面冲击或将被进一步放大。

 

三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2003年全球处于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迅速复苏期，我国加入WTO不久，正处于入世带来的全球市场红利期，国际贸易活动活跃，中美关系由于美国共同反恐需求而处于温和阶段，我国进出口迅速扩张，出口月度平均增速为35%，有助于抵消“非典”疫情导致的内需下降。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逆全球化抬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特别是，2018年以来美国采取单边主义措施，挑起贸易战，导致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美国两党已达成共识，对华遏制从贸易全方位扩展至科技、金融、舆论等众多领域。2019年我国出口月度平均增速仅为0.4%。尽管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美国仍对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25%的关税，对约12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7.5%的关税，而且还需要在近两年多进口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将导致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下降。

 

四是病毒传播能力和影响区域发生变化。一方面，从病毒本身看，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较“非典”病毒强。同时，我国突飞猛进的交通运力也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便利，2003年我国还未有高铁，2019年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达3.5万公里，铁路和民航客运量超过43亿人次，超过2003年4倍。2003年“非典”疫情快速蔓延是在春节后，当前疫情在春节期间爆发，大规模人口流动也增加了病毒传染危险。另一方面，2003年“非典”爆发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等地，对全国制造业影响相对有限。但当前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地处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之一，装备制造业尤其是其支柱产业之一。其他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浙江、广东、江苏等省也是重要工商和制造业大省。

 

同时，要清醒看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实力、物质基础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都比“非典”时期明显增强，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也显著强于“非典”时期，很多严厉举措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疫情持续时间应短于“非典”。此外，新型冠状病毒致病力和致死率较低，据WHO数据截至2003年7月全球死亡率9.6%。据国家卫健委公开数据截至2020年2月6日，全国死亡率2.0%。我国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打赢疫情防控各项战役，并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乐观来看，疫情情况将在3~4月趋于平稳，主要影响一季度经济；悲观来看，疫情情况将在6月左右趋于平稳，主要影响上半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