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中华大地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为了免遭病毒传染，我自疫情爆发以来就很少出门。对于像我这样搞研究的人，一时足不出户并不会对工作造成多大的影响，但疫情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

 

今天，我读到一个段子：一位企业家打算让企业开工。朋友劝他说，现在“新冠”疫情正闹得厉害，开工就要接触很多员工，万一被哪个携带病毒的员工传染了会很危险。这位企业家回复说，“怕什么？‘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只有2%。但如果不开工，企业没收入，债主追上门，我的死亡率可能就是100%了！”这个段子里蕴含着深深的苦涩。

 

在春节期间，“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据估计，仅旅游、餐饮、电影这几个产业的损失加在一起，就可能超过了一万亿元。而这一切似乎还只是开始，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新冠”的破坏力才逐渐显露出来。

 

那么，“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又应该采用怎样的政策来加以应对，以最大可能减少“新冠”的损失呢？

 

 

说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不少人会习惯性地将它和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较。十七年前，也是春节前后，也是不知名的疫情汹汹袭来。那一年，中国人民没有在可怕的病毒面前屈服，不仅取得了抗疫的胜利，还在疫后的经济建设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让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1%，创出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高。据此，一些分析机构根据SARS前后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得出了结论，认为“新冠”的冲击至多会在短期，而其长期的影响则会很小。

 

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似乎有些过于乐观了。事实上，无论是“新冠”疫情本身，还是中国经济现在的环境，都和十七年前的SARS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很可能让“新冠”的影响远远大于SARS。

 

（1）抗击“新冠”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

 

在疫情初期时，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这场疫情的破坏力会弱于SARS，理由是它的死亡率在2%左右，而SARS的死亡率则有9.6%。但后来的疫情发展已经证明了这种判断是错误的。

 

虽然与SARS相比，“新冠”的死亡率相对比较低，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患者可以得到有效救治。而事实上，由于“新冠”的传染性远高于SARS，所以它很可能会在局部地区造成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从而让死亡率急速攀升。

 

在SARS疫情的前期，我国并没有出台像今天这么严格的防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四个月后，SARS感染人数才破千。相比之下，即使进行封城、封路这样的严格防控，“新冠”仍然在不到一个月内使得数万人感染。传染病学上用“基本传染数”R0，也就是一个被感染者在不受控的情况下能够传染的人数来刻画病毒的感染力。我曾用武汉疫情初期的数据计算了这个值，结果是3.13，而很多研究论文表明，实际值可能还要高于这个值。对比之下，文献中记录的SARS的R0只有2左右。由此可见，“新冠”一旦扩散，就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范围疫情。这种情况一出现，医疗资源就会出现严重挤兑，大量受感染的人员可能得不到及时救治，“新冠”的死亡率也会由此大幅升高。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彭志勇团队最近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的一篇论文中，统计了该院138名新冠肺炎患者的状况，死亡率为4.3%。到目前为止，“新冠”仅在武汉一地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与SARS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当。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武汉的医疗资源是在中国居于前列的，这样尚且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如果疫情爆发在其他更小的城市，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针对“新冠”的以上特征，对其的防控只能是严防死守，发现一例掐灭一例，否则它就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引发巨大灾难。然而，由于“新冠”病毒的潜伏时期很长（注：根据钟南山团队的最新论文，最长的一例达到了24天，中位数为4天），潜伏期仍有传染性，且传播渠道也不明确。因此，要取得抗击“新冠”的最终胜利，很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

 

现在很多人都在预测“拐点”什么时候到，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我自己也用模型进行了一些推算，结果显示，感染人数达到峰值可能要在三月中旬，而整个疫情结束则要到四月。我也参考了其他的一些研究，结果有些差异，但平均的预测值差不多。如果我们相信这种推算，那么整个疫情事件总共持续的时间会达到四个月。这看似比SARS短，但在SARS初期，政府采取的管控措施很少，真正采取较严格措施的时间段只在四月底到六月初这一个多月之间。照此计算，“新冠”疫情的实际影响时间可能要高出SARS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