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拿到了全年数据，我们才意识到全球经济在2019年是涉险过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估算，去年全球GDP增长仅为2.9％，也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探底式大幅紧缩以来最差的表现，与2010~2018年间的3.8％复苏增长轨迹相去甚远。

 

乍一看这2.9％的增长似乎并非特别黯淡，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40年来看则截然相反。自1980年以来世界GDP的平均增长趋势为3.5％，对于任何经济体，包括整个世界而言，评估各项增长影响因素的关键点都可以从趋势中的某些偏离因素上找到——也就是所谓产出缺口的替代指标。而去年增长与长期趋势之间的落差（0.6%）则使增长令人不安地掉落到了各界普遍接受的全球经济衰退门槛（约2.5％）附近。

 

与通常在大幅衰退中陷入萎缩的单个经济体不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很少出现这样的状况。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状况的大范围研究（涵盖对194个国家的广泛抽样和剖析）我们可以得知，在一场全球经济衰退中全球通常会有大概一半的经济体出现收缩，而另一半仍在扩张——虽然步伐可能略显缓慢。十年前的那场全球性经济衰退却是个明显例外：时至2009年初全世界起码有3/4的经济体实际仍在收缩。这就指向了一场罕见的世界GDP大收缩，也是自1930年代以来全球总体经济的首次下滑。

 

就全球商业周期分析而言，2.5~3.5％的增长区间被视为一个危险区域，当世界产出增长（如2019年那样）下滑至该区间的下半段时就必须认真考虑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依照官方或机构的典型预测套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和2021年的世界GDP年增长率将适度加快，分别达到3.3％和3.4％。但正如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所说：“预测其实非常困难，尤其是对未来的预测。”此话也适用于已连续六次下调其全球增长预测数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因此也无法保证其最新的乐观预测必定能兑现。

 

而下行风险之所以尤为令人担忧，是因为这2.9％的世界经济增长意味着在遭受冲击时缺乏足够厚实的缓冲。正如我最近指出的那样，预测冲击何时到来是傻瓜才会做的事。而中国当前为遏制致命的武汉冠状病毒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则提醒我们这些冲击可比想象中来得频繁。就在几周前美国和伊朗之间还可能爆发热战。更早之前则是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

 

关键在于低于趋势线的全球增长，尤其当其进入2.5~3.5％区间的下半段时，意味着增长已经接近停滞了。与全球增长高于趋势线的蓬勃发展状况相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更容易遭受衰退的影响。

 

而同样的信息也在衡量全球贸易周期所面临的风险时明确清晰地传达了出来，因为该周期长期以来都是日益一体化的、用供应链连接起来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全球增长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评估显示2019年全球贸易增幅仅为1％——也是其连续第七次向下修正。

 

无须讳言，去年的贸易表现也是自2009年历史性的10.4％暴跌以来最为疲软的，而后者也是自193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收缩。与2010~2018年期间5％的平均增长水平相比，2019年世界贸易增速放缓到仅有1％的情况更为令人忧虑。事实上这是自1980年以来第四弱的年份，而最糟糕的另外三个年份（1982、2001和2009）都与全球经济衰退有关。

 

全球贸易增长从未恢复到危机前的速度，而这一缺陷一直是近年来激烈辩论的主题。最初人们认为这是商业资本支出异常萎靡的结果，但在中美贸易摩擦后也不能无视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既然双方都已经同意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形式休战，那么贸易前景就有望改善。而与这一希望对应的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的更新预测——在2020~2021年间全球贸易平均增长将温和反弹至3.3％。但在协议签署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率可能会维持在19％左右，依然是贸易战前3％关税率的六倍以上，同时鉴于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美欧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升级，因此基金组织的这一预测可能还跟过去几年一样纯属一厢情愿。

 

上述这些都密切关系到全球商业周期的不稳定状态。从历史上看，跨境贸易的迅速扩张一直是全球增长缓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世界经济免受过于频繁的冲击。从1990年到2008年间世界贸易的年增长率则比世界GDP增长率高出82％。

 

但如今，在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长异常急剧放缓之下，这一缓冲已大大缩小，在2010~2019年间降至仅高出13％。随着世界经济正以接近失速的速度危险运转，不断出现的冲击再加上急剧减少的贸易缓冲将使人们对金融市场日益乐观的全球经济前景展望提出严重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