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视角看待疫情的影响

 

对于宏观经济与市场而言，疫情是很少发生的外生事件，对需求与供给都带来突发的冲击，难以根据经济变量内生演变的逻辑来评估其影响，历史上可以参照的类似事件也不多。有一定参考意义的是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非典”，SARS）疫情。

 

回顾“非典”时期，对经济和市场的冲击呈以下三大特征。第一、GDP增长快速下行，但是持续时间短，疫情消退后快速反弹。2003年3月开始，“非典”从广东地区蔓延至内地其他省份，导致“五一”假期取消， GDP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11%左右下行至二季度9%左右，但随着7月份疫情解除，生产活动恢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回升到10%左右。

 

第二、“非典”疫情对经济增长波动影响的载体主要是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有限。消费受到的影响集中于“非典”疫情较为严重的几个城市，人们减少外出，不利于旅游、住宿、餐饮类相关消费。2003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相对于4、6月有一个明显下降：2003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3%，而4、6月分别为7.7%、8.3%。

 

分消费类别来看，服装、金银珠宝类消费在2003年5月甚至出现了同比负增长。而日用品类、中西药品类则由于疫情在2003年4月出现了消费额同比增速的跳升。

 

消费者为避免自身感染，降低与传染源接触的概率，更加偏向于避免进入人员拥挤的场所，特别是火车、飞机等人群密集区域，减少外出旅游、探亲等活动，出于对“非典”疫情期间食品卫生安全等方面的考量，也会避免外出用餐。导致旅游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受疫情影响较大、损失较多。“非典”疫情期间，中国大陆的入境旅游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其中，2003年4-5月入境旅游人数下降幅度最大，自6月份起，情况开始出现好转。 

 

第三、短期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2003年4月疫情明显加重后，市场下跌较快，4月17日-4月25日8日内上证综指下跌7.8%，但随后至6月底反弹5%。从债市来看，受经济预期变化影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03年5月份明显下行，6-8月份在底部震荡，但随着疫情消退，经济回暖，国债收益率反弹。

 

这次疫情的影响和2003年的“非典”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可能的差异。

 

第一个视角是病毒的传染性与毒性，类似于疫情的广度与深度。传染性越强的病毒影响越广泛，而毒性越强的疫情死亡率越高。当然，如果一个病毒传染性与毒性都很强，其对经济的冲击就会更大。

 

第二个视角是经济体的开放性，越开放、人口流动性越高的经济体，病毒越容易传染，其影响也越大。而一个相对封闭与人口流动性低的经济体，病毒越不容易传染，其影响也越小。

 

第三个视角是政府对疫情的控制措施的严厉程度。为了防止疫情传播，政府会采取措施隔离感染人士、推迟假期返工、减少公共交通、停止公共与集体活动或其他必要措施。这些措施越严厉，对于降低病毒传染风险的效果会越好，但是也意味着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增加。

 

如前所述,该病毒与 SARS、MERS 病毒同属于冠状病毒家族。目前确诊人数分布省份较SARS更广，可能是由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导致人员流动速度和范围高于“非典”时期。新型冠状病毒存在飞沫传播、接触传播。但致死率、患病症状的严重程度按照目前来看较 SARS 和MERS低。

 

与2002-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当前中国经济的开放性与人口流动性均有所不同。从国际上来看，中国入境游接待人次由2002年的9800万人次小幅上升到了2018年的1.4亿人次，国内居民出境人数由2002年的1660万人次大幅上升到了2018年的1.6亿人次。截至2020年1月27日，除中国大陆以外有17个国家或地区报告了77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案例，占比1.6%，并不严重。

 

目前的国内人口流动性较2003年有所提升，从城镇化率，还有外出农民工人数可以看出来。这次恰逢春运，武汉又是交通枢纽（每日通过火车360班，全国排名第25，病毒的传播可能比2003年迅速。

 

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此次疫情防控措施似乎更为严格，开始的时间也更早，有利于更好地预防病毒传播。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首例病例出现到大规模公开防治，相隔50天，较非典时期的137天大大缩短。在投入大规模医疗资源进行疫情防控以外，由于本次疫情爆发时间在春节前后，采取的其他措施主要包括适当延长春节假期、调整学校开学时间等措施，减少人员流动；湖北多地采取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防止病毒蔓延；全国其他城市也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外来人员流入并加强了检查。而“非典”大规模流行时间在4月，人们普遍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取消“五一”长假等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对生产的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