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工业化阶段的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所谓“历史需求峰值”，是指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长达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历史进程中，重要产品的生产和需求量最大或增速最高的点或区间。

 

 

就中国经济而言，房地产投资增量的峰值出现在2013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量的峰值出现在2016年，出口峰值出现得早一点，在2011年左右。除此之外，相对应的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以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会进入一个“高位平台、逐步回落”的区间。

 

众所周知，高投资支持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高投资有三大需求来源：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这三大领域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所以，经济的整体需求是下行的。

 

第二，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从2012年起，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200万人，近年可能达到了四五百万人。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人口老龄化加快。在经济回落的时候，大家都十分关心经济回落对就业的影响，所以我们经常强调稳增长就是稳就业。但是就中国的现状来讲，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恰恰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一个原因。所以尽管经济在减速，中国的就业形势总体上是稳定的。当然不是说中国的就业没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举例来说，近些年出现的重化工业调整、出口调整，都带来了再就业压力；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一度也曾突出，等等。这些都是结构性问题，但就业总量基本上是稳定的，许多地区和行业还存在着招工难的问题。

 

第三，可利用技术的减少。中国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拥有联合国提出的最全的工业门类，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做不到的。此外，中国的技术在进步，过去中国技术以“跟跑”为主，现在相当多的行业已经实现了“并跑”和“领跑”。当我们讲到这些特点的时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已有的先进技术大多已为中国所用，接下来可以让中我们拿来利用的技术，已经为数不多了。而技术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第四，资源环境可承受能力达到了临界值。这可以由一些指标来说明，比如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碳排放水平已经或接近峰值，环境容量大幅收缩。所谓环境容量，是指环境本身可以吸收的污染，但是环境的容量是有限度的，很多地区的环境容量已经不堪重负了。感受最直接的就是雾霾，现在日子过好了，吃饱了、穿暖了，但是晚上想出去散步，一看PM2.5达到了200，只能在家待着。所以不少人感叹：我们的生活水平相当高了，但吸一口新鲜空气却更难了。这就是一个直观的环境约束。

 

由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