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一年。这一年，我们有压力：全球经济同步放缓，预期增速降至十年来最低；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全球贸易增速或将从2018年的3.6%下降到1%左右；中美经贸谈判局势瞬息万变，造成严重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企业投资生产趋于谨慎……但这一年，我们更有定力：在全球多家央行启动降息周期之际，我国央行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主动维护好在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常态货币政策国家的地位；金融风险防控稳妥果断推进，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货币和债务增速大幅下降； 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逆风之中，中国经济依然步履稳健，展示出十足的韧性和强大的潜力。正值2020年年初，《理论周刊》盘点出2019年三大关键词，通过对过去一年的梳理展示经济发展的动向。

 

 

　　中美贸易摩擦曾是2019年中国经济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在经历了十三轮谈判和三次休战后，可以明显感觉到，美方谈判条件愈发苛刻，无理要求也在不断增加。2019年，从3月宣布“不提高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到5月“征收关税由10%提高到25%且将对325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从在G20峰会中美元首会晤中承诺“暂缓对325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到单方面撕毁协定，宣布“对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美经贸谈判之路曲折反复。

 

　　对于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的一个应对之策就是加快对外开放。2019年，中国成功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第二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宣示中国坚定对外开放的行动和决心。同时，国务院接连批复上海临港、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为第五批自贸区试点，形成“1+3+7+1+6”自贸区“雁阵”格局。从布局来看，这一轮自贸区扩容从北到南、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标志着以自贸区为载体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据了解，新推出的自贸区在方案的总体要求中，均提出要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形成更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性成果，包括实施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参与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规则治理；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接国际自由贸易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速度显著提速。5月，中国银保监会公布银行保险业对外开放12条新措施，包括取消外资来华设立银行机构、入股信托公司、经营保险经纪公司等资产规模限制；放宽中外资投资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准入；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审批等，多条措施中强调内外资一致原则。6月，筹备四年的沪伦通正式启动;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系列纳入中国A股正式生效;中日ETF互通正式开通,中国资本市场开启了国际化时代。7月，金融业新的11条对外开放举措重磅出台，一方面鼓励外资机构深度参与中国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并针对一些领域提前了开放时间表；另一方面在理财公司、养老金管理公司以及债券承销等细分领域，设定新的开放目标，采取新的开放措施。10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进一步降低相关方面门槛，证监会也宣布自明年起取消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一系列的开放措施也取得了丰硕成效。外资银行总资产规模持续上升，新设立外资或合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所加强，我国央行已累计与40余家境外央行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超过了40家，间接参与者为745家。金融市场跨境资金呈现持续净流入态势，吸引外资能力明显增强。

 

　　“金融开放将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张承惠表示。在竞争压力面前，开放将推动中国金融机构加速转型，推动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也会有效推动中国国内金融结构扭曲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将带来新的产品和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过去由于监管部门的谨慎态度，导致目前衍生品市场发展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管理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而开放将会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推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她还强调，对实体经济来说，金融开放一定会丰富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从而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毫无疑问，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对于下一阶段金融开放的趋势，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继续，预计将丰富外汇市场投资者结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和灵活性。同时，继续完善针对外资金融机构准入安排，预计将继续放宽国外资本准入和经营范围限制，建立完善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外资在我国金融机构设立要求、持股比例、业务范围等方面限制。他强调，金融开放的同时需要完善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措施。金融开放会出现跨市场、跨地域、跨国界的资本流动，会产生很多金融创新，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因此，监管层面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完善支付、托管、清算、金融统计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二：平衡

 

　　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依靠总需求政策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固然有助于实现增长目标，但可能会以结构恶化和风险上升作为代价，因此，在“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同时，还“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平衡的关键就是‘稳’。”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对于政府多方面的目标和约束，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即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或者说增长、质量和杠杠。太重视数量，会导致质量下降和风险的累积；太重视防范风险则会导致经济的数量和质量均下降；太重视质量会导致数量的下降。他认为，要想“稳”，首先，应通过适当的逆周期政策稳住数量；其次，应加快高质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最后，应严守防风险的底线。他强调，防风险的底线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房地产不稳，就会出现日本1990年和美国2008年的悲剧；二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稳不住地方政府债务，中国杠杆率就不可能稳住；三是金融系统风险，金融稳，才有经济稳。

 

　　事实上，宏观政策的“动态平衡”既是为下一阶段设置的工作原则，也是从过去一年的实践中得到的“真知”。2019年，在稳增长方面，央行年内两次实施全面降准；分三次对部分中小银行实施定向降准；定向支持中小微及民营企业，三次实施TMLF操作；合理运用价格工具，推出LPR新报价机制后，LPR已四次下调。财政的减税降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12月26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预计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超过原定的近2万亿元规模，受益最多的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基建也是动作频频，2019年新增专项债限额2.15万亿元，截至9月已全部发行完毕；6月中办国办发文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部分符合要求项目的资本金；9月国常会明确“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并扩大使用范围”。

 

　　在调结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和知识产权保护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增加了非户籍人口在居住地的归属感，有助于提高这些居民的工作积极性和消费热情，减缓人口红利的下行，从而在中长期内提振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全面推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有助于消除政府土地征收模式的补偿费用过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就地入市和异地调整入市，有助于增加农村土地的流动性和市场化定价，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国企改革进入“自下而上”阶段，主要体现在第四批混改企业数量多，力度大和 “双百行动”再度扩容两方面，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经济增长效率；知识产权保护改革，有助于激发自主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在防风险方面，通过一年多的集中整治和多措并举，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进展，有效稳住了宏观杠杆率；平稳有序处置了包商银行等高风险机构；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存量风险有序压降；稳妥化解中小银行局部性、结构性、流动性风险，有序处置民营企业债券违约事件；出台资管新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相关指引文件，补齐监管制度短板。此外，作为风险防范的重点领域，房地产市场也达到了“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效果。2019年3月，两会表示“防止房市大起大落”；7月底政治局会议首提“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12月份重申“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中央层面的表态，让房价全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关键词三：重质

 

　　2019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季度增速由一季度的6.4%降为二季度的6.2%和三季度的6.0%。根据专家的预测，2019年年度增速可能比2018年下降约0.5%。对于这一降幅较大的增速，市场产生了政策分歧。有观点认为，这种运行向下的态势若不扭转，将会加重悲观预期、削弱市场信心、形成向下惯性，加大下行压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等于不要合理的增速。如果增长失速，就业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将会扑面而来，高质量发展也就难以有效实现。

 

　　事实上，表面上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在全球经济总量一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体中，中国的经济增速仍居前列。目前的增速，是一个含金量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更是一个有后劲支撑的增长速度。原因我们在面临经济结构性调整、国际市场动荡的艰难环境下，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在此过程中也进一步优化了经济结构，为国家经济后续的平稳增长保持了强劲的动力。

 

　　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预期目标之内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已经从中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步入“重质”新阶段。在民生福祉方面，2019年前11个月，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279万人，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的预期目标，预计全年新增就业水平有望超过1300万人以上。同时，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目前国民收入水平是在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从前三季度的情况来看，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1%，高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在创新驱动方面，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呈现“量效双升”趋势。数量层面，据WIPO测算，2019年在全球前100大科创集群中，我国拥有18个，数量仅次于美国，并且中国科创集群的科技产出增速大幅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效率层面，2019年我国科技研发的产出已经比肩德国、美国等传统强国，同时创新质量指数较高收入国家均值超出逾40%，但是所需的研发投入却相对更小，因而中国科创正在以“产出/投入”效率的优势展现出弯道超车的趋势。

 

　　“在这一个个光鲜亮丽的数据背后，中国政府转变职能和施行的多项经济调控政策功不可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首先要说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它既决定了现在的经济形势，更影响了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发展。正是它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含金量更高，更有后劲。在2019年，中国进一步贯彻落实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进一步推进了“三去一降一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破除要素壁垒，促进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在这一系列的努力下，中国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同比增长7%，高出第二产业增速1.4个百分点。

 

　　“展望2020年，中国经济将在‘减速增质’的旋律中涌现更多可能性。”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预测，“十年翻两番”的目标下，2019年至2020年的平均所需增速约为6.1%。叠加人口普查后存在上调早年数据的可能性，政策层对未来单季度增速“破6”的容忍度提升。因此，中国经济增速将更多由内部发展需求确定，增速目标也更注重保持在合理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