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保“6”这一主题，中国经济学界近日展开了大讨论，此次新京报再次邀请多位经济学家就多个话题展开了探讨。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到底是多少？政策还有多大空间？徐高和王勇都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在需求而不在供给，要实施扩张政策。陆挺则表示，政府应该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用市场化改革的方法去稳定乃至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而不是短期的刺激。

 

余永定此前提出，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否可行？陆挺认为，目前资本回报率在持续下降中。但王勇认为，中国的基建投资不只是以往的“铁公基”，还有很大的空间。尽量减少低效率投资很难，但不能因噎废食。

 

近年来，不少人提出，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那么，老龄化到底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快变量还是慢变量？殷剑峰认为，人口老龄化这一慢变量正在变成快变量。陆挺表示，虽然老龄化是慢变量，但未来十年变化会更大。

 

对于改革与增长的关系，徐高和罗志恒都认为，不能把促改革与稳增长对立起来。“以改革的名义来淡化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否定改革。”徐高说。此外，对于提振民企信心，多位经济学家都认为，关键在于政策要保持一致性，不能变来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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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到底是多少？

 

徐高：有人以潜在增速水平下降来论证我国应该放任经济增长的下滑，这是将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硬套在中国而得出的误读。所谓潜在增长水平，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不会带来如物价加速上升这样的副作用的增长水平。在西方经济学中，潜在增长水平代表的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是经济中资源充分运用而实现的增长水平。如果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下降了，那就是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速下降了，宏观政策对这样的增长放缓无能为力，只能放任。这也是有人认为我国应该放任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潜在增长水平这个概念本身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把这个概念盲目套用到中国经济上。事实上，观察中国经济可以得到两点重要的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实际增长水平长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而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一定围绕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运动，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不能长期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这是因为主流宏观经济学不相信市场在长期都不能达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中国经济仍然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并非资源配置的唯一决定因素。比如，种种因素导致了在我国的收入分配中，消费者部门获得的份额偏低，而消费者之外的部门获得的份额过高。在这些扭曲因素的影响之下，我国长期处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状况下，经济增长水平长期未达到其最大可能。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水平长期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速之下。

 

这一点结论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相信经济增长会围绕潜在增长水平运动，那么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就一定会被解读为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所致。但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就不能用增长速度的下降来论证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应该放任经济增长的下滑。

 

第二，从数据上也能清晰看出中国当前增长的约束在需求而不在供给。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GDP真实增速与通胀明显负相关——这是经济处在需求约束下的明证（需求引发的经济波动是价量同涨同落）。需求约束下，经济长期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之下时，宏观政策会体现出“乘数效应”——一块钱政府开支的扩张能带动几块钱总需求和总产出的扩张。同样，需求的萎缩（不管是政府的需求还是民间的需求）也会有“乘数”效应，带来更大幅度的总需求的萎缩。此时，如果政府放任经济下滑，经济中向衰退方向的自我强化之恶性循环会被开启，经济状况将会恶化至大规模企业倒闭、大规模工人失业的境地。

 

因此，要正确理解西方经济学概念的内涵，不能将其盲目套用到中国经济身上。对中国这么一个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增长潜力并非充分发挥的经济体来说，宏观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大有可为。此时不能再实施紧缩的宏观政策，而是需要持续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陆挺：这次有关保六的辩论触发了新一轮有关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讨论。有关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估算，学界有各种方法和结果，但受限于数据质量和各种不确定性，最后的结论很难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015至2017年，大规模实行刺激政策，前置了很多需求，比如，汽车购置税减半前置了汽车的需求。2015年至2017年的宽松政策类似一个难得的政策实验，在全球经济同振复苏和我国大规模需求刺激的背景之下，我国在2016年至2017年的实际GDP增速分别为6.7%和6.8%，表明当时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应该在6.8%以下。

 

第二，我们还要区分开潜在经济增速与潜在的潜在经济增速。潜在经济增速指的是当下的潜在增长速度，就是给定现在各种制度条件和资源约束，经济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不存在经济“过热”和“过冷”的情况。潜在的潜在经济增速指的是，通过ABCD等措施的长期改革，中国经济的很多潜力被挖掘出来而达到的一种经济增速。如果两者不进行区分，把潜在的潜在经济增速当作是潜在经济增速，会带来政策决策的失误。比如中国通过长期改革才能实现的潜在经济增速是7%，现在实际增速是5%，如果认为7%是潜在经济增速而采取一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实际上这是“看错病”了——应该用市场化改革的方法去稳定乃至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而不是短期的刺激。

 

第三，林毅夫老师此前有观点认为，如果中国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经济还有20年以8%幅度的高速增长时期，并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经验作为论据。我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例子是二战以后除了能源国家以外最成功的从发展中经济体转变到发达经济体的例子。但我们也要看到，过去100年或二战以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后来并没有成为日本、韩国那样的发达经济体。作为中国人，我也希望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但这中间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满足这些前提条件，靠的是制度的改变，而不是在短期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一定要去达到8%、7%或6%的经济增速。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一些问题，比如：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中国现有的金融风险有多大？

 

最后，不少观点认为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过去十年来我国的宏观问题都是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教条——不能正视过去十年GDP增速节节下行的客观事实。这种建立在通胀水平较低和所谓的产能过剩之上的观点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物价指数本身的严重缺陷和过去十年中全球原油价格和电商发展等因素对物价指数的影响。二是错将局部领域的产能过剩当做整体性的严重需求不足。实际上，除了几个遭遇明显的需求冲击的特殊时段外，部分领域的严重产能过剩不仅不是潜在增速高于实际增速的证据，反而表明我国潜在增速由于资源错配和投资效率降低而不断下行。

 

王勇：从人均GDP而非总量GDP规模来看，中国经济离世界前沿还存在巨大差距，因此还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我国市场存在很多扭曲的现象，还存在巨大的技术模仿空间，在很多地区劳动力成本依旧低廉，而且制度和政策存在改善的空间，所以我们的后来者优势并非已经枯竭，经济增长潜力目前应该仍然超过6%。当然我们要达到这个潜在增速需要做很多事情，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力不够。如果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让公众与决策者都形成一种普遍性的中国增速低于6%的预期，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投资与消费信心不足，让悲观的预期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