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经济学与制度分析

 

　　（一）农业经济学

 

　　林毅夫在农业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现代化三个方面：

 

　　1．农业生产制度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从集体的生产队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对于农业增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林毅夫的博士论文根据农业生产的特性，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证明：在农业生产劳动投入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家庭农场是一个最合适的农业生产组织，并以实证资料验证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增产中有近一半来自于由集体性质的生产队向家庭农场性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所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加。林毅夫的博士论文被诺奖得者舒尔茨教授称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林毅夫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199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成为研究中国农业改革的最经典文献。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政策论文奖，并成为1991-2000年间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获得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的“经典引文奖”。截止2019年11月底，Rural reform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China的论文谷歌学术引用率为2101次。

 

　　2．农业合作化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在完成了土改以后，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业产量持续增加，但在1959-1961年间突然出现农业生产大幅滑坡，导致了一个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农业合作化运动早期推动了农业发展，而后导致农业生产下滑、停滞的现象也出现在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林毅夫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论文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说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有赖于农民的自我监督，而农民自我监督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必须拥有退社权，当其他社员偷懒（不自我约束）导致农业减产时，勤劳的社员可用退社来保护自己，并使偷懒者丧失集体的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好处。但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成功，容易使热衷于合作化运动的政治领导人误认退社的勤劳社员是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坏分子，如果政治上把退社的权利剥夺了，勤劳的社员在不自我约束的社员偷懒时无法自保，也可能会跟着偷懒，导致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大幅下滑。这个关于大饥荒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在转轨经济学与比较经济学领域的顶尖期刊《比较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在1993年出版的第17卷专门组织了6篇文章的专辑，集中讨论退出权假说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败。

 

　　3．农业现代化。在20世纪90年代，林毅夫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2篇理论和实证论文，强调由于各地气候、地质条件有所差异，适用的农业技术需因地制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农业产量，应该建立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分权化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林毅夫还论证了耕作制度、教育、信贷、农村要素市场等对农业现代化技术采用的影响。由于林毅夫在农业科研和现代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上的研究，1998年国际玉米和小麦研究所邀请林毅夫以“中国过去如何养活自己？中国未来如何养活自己？”为题发表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

 

　　1992年林毅夫将农业经济方面的论文收集成册，以《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为题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获得了1993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学会授予林毅夫每两年一度的约翰•克劳福德爵士奖，表彰林毅夫对农业经济学的贡献。1999年林毅夫的论文“技术变迁和农业家庭收入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得《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杂志》年度最佳论文奖。2000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林毅夫的第二本农业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集《再论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同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和200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

 

　　由于林毅夫在农业经济学方面的贡献，2005获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二）制度经济学研究

 

　　林毅夫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始于1986-1987年其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期间。林毅夫于1989年在Cato Journal卷首发表了题为“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的学术文章，其中文稿则以《论制度与制度变迁》为题发表于《中国：改革与发展》1988年第4期。这篇文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国内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此文也是将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引进国内的最早的学术论文之一，而且该文将制度变迁区分为两类，即强制性变迁（Imposed Change）与诱致性变迁（Induced Change），指出制度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而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通常导致新制度的供给不足。政府在弥补制度供给不足方面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林毅夫在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贡献，North Holland 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在发展经济学界国际最为权威的“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时，特意邀请林毅夫教授与Jeffrey Nugent教授合写了一章“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