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怎么应对老龄化挑战？

 

十多年前，我们跟日本经济学家讨论，日本为什么过去有失去的10年，为什么经济泡沫破灭以后出现一系列问题，宏观调控有什么障碍。日本经济学家回答的答案多种多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答案是老龄化，老龄化之后一定还会加上一句话，少子化。当时我们很好奇，老龄化可以理解，少子化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可以理解了：老龄化说的是当下，少子化说的是未来。如果从当下的少子化冲击来看，首先出现在对社会保障养老的财务支持能力上。应对这个，有以下几点需要考虑：

 

第一，弥补财务缺口。按照2012年的测算，从资产负债表角度上讲，中国负债的压力是13.8万亿，现金流量尽管是平衡的，但是持续能力上是有问题的。现在部分地区在现金流量上也出现了问题，出现收不抵支。我们认为这个缺口是可以弥补，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划拨社保填补这个缺口是必然选择。按照我们的测算，按照2012年国企市值，2012年的社保水平，为弥补这个缺口，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份30%在2020年前应该进入社保，2030年80%应该进入社保，才能弥补缺口。我想，要强调国有资产进社保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有资产的改革其中最核心的是把国有资产推到可变现状态，以应不时之需。

 

第二，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个人帐户一直没有做实，虽然过去一直想做实个人帐户，但是个人帐户做实很困难。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人口继续老龄化，会不会陷入负值？个人帐户应该怎么办？一个可行的思路，个人帐户名义化，如果国有资产进社保，那么应该补进个人帐户，基金积累制度是中国社保体系一个基本特色，这个特色不能丢掉。为什么？过去我们讨论中强调社会的责任，中国的传统是家庭，养老的事应该是自家的事。在现在这样一个急剧老龄化的过程中，发挥家庭的作用很重要，不仅会减少成本，而且还会提高应对老龄化的能力，提高照顾的水平。由此，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所有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都应该立足以家庭为单位。比如，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还是以个人的名义，能不能实行以家庭为单位个人所得税体系？这应该加快进行研究，是考虑抚养程度、抚养水平来设计税基，而不是以单纯的收入。同时，这个政策应该具有激励性，因为家庭照护中对妇女的参与率和其他方面都有影响，应该有激励机制。这才能在财务上建立可持续、可支撑的应对老龄化冲击的一个机制。

 

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老龄化趋势下，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改变思路。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劳动参与会下降会引起GDP下降。应对这个挑战，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教育就变成重要的因素了。这不仅是对已退休的人再教育，也是对年轻人的培训教育，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是医疗。中国过去的医疗基本是以治病为主。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的成本会急剧上升，以至于无法承担。保险精算发现，人一生的医疗费80%都花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因此医疗的方式要变成康养、医养结合，要防止未病，从慢病管理入手，不出现重症，不进重症监护室才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上，中医药这些部门有自己的独特的竞争优势。如果中国能够形成这套体系，中国医疗系统在全球就是有竞争力的。这也是银发经济的一个内容。比如中国现在医学院中老年医学几乎是空白，能不能率先开设老年医学专业？中国医院有儿科，但是没有老年科。能不能在这方面率先开设？

 

第四，建立与家庭相关、相融合的养老体系。为此，一定要有一套相关的激励体系。其中最核心的是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后，可以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在城里定居后可以把父母接过来，可以降低生活成本，可以家庭照护以减轻社保压力。所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农民工多地分居，生活成本在上升，照料的压力在加大，如果他们能够团聚在一起，情况大有改善。此外，在住房政策、土地政策等其他方面都要加快改革，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以上是我简单的建议，我最后一句话，对中国老龄化的挑战的深刻性，我们要充分的估计、充分的认识，它是一个全新的模式，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开始探索。（本文系作者2019年3月30-31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9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上的演讲）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