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业为主导，作为政策工具的存款准备金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宏观政策工具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稳健偏松货币政策下，2018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全面和结构性地进行了多次下调，目前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13%、中小银行在11%，平均水平在12%左右；事实上一些中小银行享受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还要低些。当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比起过去超过20%的水平来说，确实已经有了大幅下降。

 

比主要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要高很多并非是合理的降准理由，中国经济金融体系毕竟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简单类比。首先需要关注的与此息息相关的问题是，银行业的资产负债变化状况。

 

近五年来，人民币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存款增速，两者之间差距为4~5个百分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银行业的人民币存款与贷款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由2015年的接近70%上升为目前的接近80%（图1）。当行业存贷比为70%左右时，银行业的信贷投放能力是较强的，因为其可用资金较为充裕。随着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则相应减弱。近年来行业存贷比持续上升的同时，存款准备金率则逐步下降至平均12%左右。如果说过去超过20%的准备金率与约70%的行业存贷比反映了货币政策偏紧要求，那么目前12%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与接近80%的行业存贷比似乎表明政策实际效果偏紧了。目前已有一批商业银行的存贷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2014年之前，除个别银行存贷比超过75%外，绝大部分银行的这一比例均在74%以下。在2015年存贷比指标调整为监测指标之后，商业银行的存贷比开始持续上升，2018年已有10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存贷比超过了80%，其中有6家则超过了90%，个别的甚至超过了100%。

 

尽管五年前监管当局将银行业存贷比由考核指标改为监测指标，银行资金运用的限制放松了，但目前同业业务的各项限制明显较前要严格，同时期限较短的同业存款拿来放贷款会导致期限错配，银行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同业存款大规模地用来投放信贷，信贷资金来源仍然以存款为主。因此较高的行业存贷比表明银行资金来源偏紧，信贷能力受到制约，信贷成本趋于上升。

 

同业负债是银行体系负债的重要构成部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体系的同业负债持续大幅增长，极端的月份增速有超过60%，甚至100%，2006~2010年期间，同业负债增速大致在20%。在2015年取消银行存贷比考核之后，同业负债成了银行可用资金的重要来源，因为同业负债是总负债的组成部分。占比较高的时点上同业负债达到接近16%，当然有些银行这一占比接近30%的监管考核指标。在同业负债占比较高和增速较快的情况下，银行的负债来源较为宽裕，相反则相应偏紧。

 

2016年以来，银行同业负债增速持续下行，2019年以来大部分月份为负，在总负债中的占比也逐步回落至不到11%，均处于近十年来的较低水平（图2）。当同业负债资金被银行用来信贷投放时，就会给银行带来新的存款，因为同业资金变成了企业可用资金。因此，同业存款增速放缓也是银行负债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行业存贷比达到接近80%的很高水平和银行体系同业负债处在较低水平，表明商业银行资金来源比过去明显紧张，从而增加了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的需求。

 

2004年后，银行体系存款持续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在资本流入的同时，外汇占款大幅增长。2005~2007年外汇占款增速分别达35%、39%及30%。2007年银行业总负债增速超过20%，之后几年也处在20%上下的水平。持续大幅增长的存款给银行业2009~2010年的大规模信贷投放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在2013年之后外汇占款增速逐步放缓，而2015~2016年随着资本流出加速，外汇占款大幅负增长，近年来外汇占款基本处在零上下的水平。外汇占款的这种状况是银行体系存款增长明显放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经济仍有较好的国际投资吸引力，未来外汇占款难以出现大幅回升，对银行体系负债的贡献会处在较低水平甚至为负。这种状况也对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下调提出了要求。当然，新金融的发展也引流了银行存款，但在短中期内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长期以来，从商业银行个体来看，通常75%是存贷比监管考核的警戒线，目前考核中是个监测指标。参考这一点，如果行业存贷比继续维持接近80%的很高水平甚至进一步向上，则存款准备金率应该有一定的下行空间。考虑到控制行业存贷比还可以通过严格商业银行存贷比监测指标的管理、发展银行表外业务和非信贷社融来加以应对，存款准备金率调降不必大幅度进行。在行业存贷比很高、同业存款增速较低和外汇占款基本不带来存款的条件下，一定程度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谈不上“大水漫灌”，反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加强逆周期政策调节的需要，当然需要把握好节奏和阶段性调整的力度。存款准备金率的进一步下调将会有助于银行业降低负债端成本、提升银行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和能力，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并降低其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