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济发展约在300年前起了变化，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在西欧形成，社会分工开始扩展，伴随资本积累现象发生，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自由市场制度建立后，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因素变化就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即技术知识进步本身的周期，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把技术进步看作制度的函数，算是对二者一般关系的描述。应该看到，制度一旦巩固，技术进步就按自身规律展开。时下的技术进步看起来纷纷扰扰，但其主要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传统技术进步在挖掘人类需求方面仍有很大作用空间。

 

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是因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西方国家两三百年走过的历程。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国家近百年的动荡，为以后形成世界最大的单体统一市场奠定了基础；国民基础教育除了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之外，总体发展比较稳定，为经济增长积累了人力资本；1978年开始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各类市场主体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利润增长导向的预算硬约束，资本积累机制得以建立；中国的对外开放建立了技术引进通道，技术进步中的“后发优势”作用得以发挥，使中国短时期里建立了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体系；中国几次税制改革和货币政策体系的建立，初步替代了传统命令经济体制，国民经济的基本管理工具与发达国家有了某种通约性，使经济运转能保持大体稳定；地方政府之间有了某种竞争性，使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动力持久不衰，为降低经济活动交易成本作出了贡献。农业进步使农产品价格相对降低，国民实际工资提高迅速，形成了巨大的耐用消费品需求，一举越过西方经过百年以上发展才达到的发展目标。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实现了一场巨大的调整，这种调整尽管始终伴随不平衡性，结构上也存在一定的“短板”，但我国经济总体上实现了快速增长，未来经济总量扩张的空间仍十分巨大。

 

发达国家增速放缓与欠发达国家加快增长的秘密

 

人类发展指数可以反映人类发展水平，对理解人类发展的社会经济机制也有帮助，但对深入理解人类发展的动因有局限性，尽管其核心指标和解释性指标已经数量不少。利用人类发展指数的全部指标体系，加上其他必需的社会经济分析理论，可以对近代世界经济发展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

 

人类发展指数的几个主要构成指标确实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质量，也能够反映效率与平等相统一的社会公正水平。在人类发展指数的构成指标和众多次级解释指标中，没有与“居住形态”相关的指标，是一大遗憾。人类居住形态包括居所的所有权属性、容积率、空间关系（是否独栋）以及居住区环境等因素。居住形态对经济结构、居民社会心理和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影响。居住消费所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之大，也反映了它对人类福利的重大影响。

 

以人类发展指数为视角，更能认清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发达经济体的主要结构性特征是：一是劳动市场参与率低，劳动时间短。这意味着发达经济体每一个工作小时创造的GDP，与欠发达国家相比，差异更大；二是消费结构中食品支出的比率低，恩格尔系数一般在15%左右（日本例外）。这种情形有助于国家推进营养计划，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三是服务部门在GDP中的占比高，其中教育部门的贡献突出。成人接受教育时间长，是劳动市场参与率低的主要原因。以上两个因素使劳动生产率得以显著提高；四是人力资本水平高，相应地，维持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消费力也高，而资本形成率低。这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基础；五是住房与出行开支比重高。美国2014年的居民支出中，住房与出行支出超过50%；中国的同一指标再加上通讯支出，约为37%。与此有关的国民居住形态，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也有极大不同，前者居住质量高，独栋房屋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一般在60%以上。这种居住形态带来的社会稳定效应，又给经济发展带来益处。

 

发达经济体经济结构特征代表了很高的国民生活质量，因此，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比较高，表1的数据可以反映以上特征。这种结构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经济活动基本没有资本积累发生。工业革命早中期，人类经济活动开始有了积累活动，但积累的主体是资本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力资本成为重要的积累形式，使普通民众也成了积累主体。不能误以为发达经济体的民众储蓄率低，就不是积累主体。他们不仅积累人力资本，而且也以参与社会保障计划成为金融资本的积累主体。罗斯托、熊彼特等经济学家对经济史做了不同的阶段划分，都有学理价值，但单以积累主体的变化为线索，可能简化我们对经济史的认识。此外，从人类发展指数的部分解释性指标可以看出，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发达经济体成功的核心要素之一。以上这些因素使发达国家转变为福利国家，也使它们的经济增速放缓。

 

毋庸讳言，发达经济体中的主要国家，在人类进步中走在了前列。欠发达国家通过以下两种机制有可能加快追赶经济发达国家。一是通过对外开放，建立了学习路径。学习成熟的技术知识，在速度上比技术知识自主开发的速度更快。二是通过自身的产权制度和市场化改革，形成学习的动力。诺斯把这种机制的特征概括为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之间渐趋相等机制。支撑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的边际效益在发达国家早已下降，成为接近零的变量。仍在发生的技术进步在较短时期内可以看做由“外生变量”所决定，例如人的学习能力和技术进步周期就是决定技术进步速度的外生性因素。不发达经济体通过有偿学习（并非偷窃）的办法获取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技术转化的速度会更快。

 

坚定市场化改革方向，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个事实，但不要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出了故障。我们可能高估了它的故障水平，且对故障的原因没有正确认识。除了前文说到的关于制度的边际效用趋于零、技术进步速度主要受“外生变量”决定这种情形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内生性的反自由市场经济的政府调控行为，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依靠大规模赤字财政维持“福利国家”的做法走过了头，政府自己成了“工会组织”，国民的工作日总量下降速度过快，等等，都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如果改变国民经济的核算方式，加入“绿色GDP”因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还会更大一些。因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不计算货币化经济活动以外的福利，使这个量得不到公认，但不能认为这个福利不存在。

 

欠发达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后者的制度边际效益接近零的“劣势”，而不应否定其自由市场经济的意义。相反，欠发达经济体应该建立具有更强大激励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特别在发达经济体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失去信心、想走回头路的时候，坚定市场化改革方向，超越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只认清上述道理，还不足以明晰中国赶上发达经济体的路径。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没有完成，改革的边际效用远没有达到接近零的程度。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不是不要政府发挥作用。前述结构性问题如果借助政府的作用，调整的速度可能更快。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稳定、基础卫生事业、教育事业、基础科学研究、国民营养计划、基础社会保障、失能半失能人口护理、基础住房保障制度、行政区划调整以及市场对外开放等，都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我国今后应更加紧紧围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这个核心，提升国家人力资本水平，发挥优势，克服短板，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国民经济继续快速高效增长。

 

第一，通过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改善家庭农场发育条件，降低土地流转成本，提高农业竞争力，实现农产品价格相对下降，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将我国恩格尔系数降到20%以下。此举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民实际工资水平和实际GDP增长率。此项改革的重点是通过放开土地承包权的流转交易，突破农地流转只限于经营权交易的现行制度约束。

 

第二，启动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改革，大幅增加住宅建设用地供应，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将城市住宅区用地占总建设用地的比重提高到45%左右，使城市拥有独栋房屋的家庭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最终使国民居住形态接近发达经济体现有水平。此举将使国民获得真正的不动产财富，增加社会稳定力，并继续保持房地产业的增长。此举还将大幅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国民经济有巨大的拉动作用。此项改革不存在所谓“人多地少”的难题。从一些地方的“三旧改造”和农村土地整理的经验看，我国有巨量的利用效率低下的土地，所以，此项改革不会扩大对农田的占用。

 

第三，将教育事业作为国家核心战略，大幅提高国家教育投资水平，鼓励全民办教育，以降低劳动市场参与率，提高国家人力资本水平。将学前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范畴，将各类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在此基础上，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将各类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提高到80%以上。

 

以上第二、第三条举措可能会减少劳动市场供应，引起工资水平上升，并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第二项改革引起的城市单元楼房的过剩，可以满足第三项改革对校舍的需求。此外，通过进一步深化行政区划改革，建立更有利于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行政区划制度，并为大比例“吃饭财政”真正转变为公共财政创造条件。以上针对我国经济体制“短板”的改革意义重大，需要解放思想，加快制定行动方案。完成好这几项改革对于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改善经济运行质量，缩小社会收入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只要做好每一项改革的程序设计，特别注意避免利益关系的减量调整，改革就可以顺利推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