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需要面对执行扭曲    

 

认定经济学不关心阴谋论的研究者告诉我们，经济学有意思的地方，很像自然科学的地方，就在于其专门关心事与愿违的现象，而不是事与愿符的现象。而公司管理的任务则应当相反，相对于公司决策，其任务就是保证既定目标的实现，而且应当保持和提升应有的效率与效益。按照理想蓝图的规划逐步推进，自然应当是孜孜以求的。只不过现实难免“骨感”，而且有人为的事与愿违现象。正是针对于此，公司治理应运而生。 

 

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个人如何致富， 国家怎么富强的学问，其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看来，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经济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当然不用做阳谋与阴谋的区分。而且经济主体都独立面对市场，内部是协调一致的。但是公司治理的看法则相反，恰恰针对的是经济主体内部成员利益取向的不一致，主要针对作为一个组织整体应有的利益取向与代理人利益取向的不一致。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个人与国家只是经济主体的两极，在这两极之间，大量的经济主体是以企业组织的现象存在的；如果说企业会坚持市场导向，那么公司内部成员坚持职权导向可能对自己更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存在着利益冲突，其中是否有阴谋就需要通过公司治理加以厘清。

 

按照经济学不关心阴谋论的说法，“坏人干坏事的影响其实有限”。其中隐含着的前提除了没有好人坏人之分之外，还认为好人坏人阵线分明，好人原来就是好人，坏人原来就是坏人；阴谋与阳谋也是如此。但是在公司治理看来，有了好的制度，坏人可以变为好人；否则好人也可以变为坏人。的确，那些一眼就能看出好坏的思想，我们能够识别，能够抵制。倒是那些用良好愿望包装起来的思想，我们比较难识别。这不仅不能作为“坏人干坏事的影响其实有限”的借口，反而说明坏人干坏事的特征往往是以“阴谋”的形式出现的。“用良好愿望包装起来的（坏）思想”很难说不是阴谋；而且这种阴谋的实施不是公开的对抗，往往表现的很“理性”，属于智斗、暗斗。正因为如此，需要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加以专业化识别。

 

经济学其实很难否认阴谋的存在，只是其“不关心”而已：“那些得逞的阴谋，不归经济学家管，而归公安部门管。”这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无疑是有利的，有助于理想化的构思。但是将得逞的阴谋全部交归公安部门管，似有不妥。至少对于合法经营的企业来说，其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所谓“法治于既然”，是说在企业经营自主权范围内，交给公安部门去管的案件多半造成了事实，一种阴谋的得逞意味着一个企业的损失已经形成。即使可以亡羊补牢，企业也往往错过商机。这就不如通过公司治理在过程中及时发现并且及时将其制止，将风险降至最低。这样来管可以交给公安部门去管的事，绝非多余，虽然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从温水煮青蛙的效应中及时走出来，对于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有益。

 

没有能够脱离经营的治理   

 

既然经济学不关心阴谋论而公司治理不行，各行其是岂两全其美不是？然而实践中两者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至少都指向管理。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早就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财产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管理”；而公司治理其实就是对管理者的管理，这种管理离不开对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甄别。现代经济学虽然跟经济学的早期探究有不同，但都离不开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关注，因此必然会产生交集。

 

经济学不关心阴谋论留下的遗憾需要通过公司治理加以补救，坚持以人为本。在主张经济学不关心阴谋论的研究者看来，美好愿望不一定带来美好结果。换句话说，阳谋未必得到正果。这虽然不能推出即使搞阴谋也无所谓的结论，但多少可以看到其缺乏立场的影子。比如有研究者指出，看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收入非常低，因为有坏人，因为资本家发的工资太少，那么我们让资本家多付工资，不就行了吗？言下之意是指，让资本家多付工资，资本家无利可图时把公司关掉，工人连原来的工资也拿不到。这实际上是站在哪一个立场连说话的问题，如果经济学家的研究不讲政治，那么相关的政策出台之际公司治理就需要在其中厘清是非，比如厘清公司是否在克扣、拖欠工资，促进公司的经营方针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等。

 

公司治理机制的正常运行会抑制逆选择文化，为经济政策的落地提供较好的环境。公司治理与经济学的研究虽然都是在各自的范畴内展开，但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健全将会净化经济环境。按照“那些得逞的阴谋，不归经济学家管，而归公安部门管”的说法，出于对执法成本的考虑，真正有公安部门介入的阴谋毕竟是一部分；那些没有被公安部门介入的阴谋的得逞就会心存侥幸，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倾向，进而形成既得利益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研究推出看起来再完美的成果，在执行中也会走样。而公司治理作为对管理者的管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监督管理者对经济决策的执行，将那些“把经念歪了”的“歪嘴和尚”清理出来，加强企业家、经理人队伍的建设，使得经济政策“免受友人的攻击”不是一句空话。

 

公司治理反过来可以对经济学的研究施加积极的影响，提供可供选择的研究方向。毋庸讳言，公司治理作为对管理者的管理，其实也是一种博弈。经济学即使对阴谋论不关心，对这种博弈现象的存在也不能视而不见；即使采取绥靖主义的态度，也可以借鉴其中成功的经验，为经济决策提供更多的选择。事实上，2014年诺奖得主梯若尔早在1992年发表的论文《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就提出了著名的“防范串谋原理”，博弈论一度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3位博弈论专家开始，约有10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与博弈论有关。有人认为，博弈论在思想路线上改写了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历史，酝酿出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博弈论革命”。这个功劳虽然不能算在公司治理的账上，但两者都在与时俱进则是肯定的。 

 

公司治理必须有担当  

 

毋庸讳言，公司治理对阴谋论的关心，是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古训的颠覆，强调的是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且不说管理好自己财产的主人是否善良，重要的是“主人”需要使用代理人，而代理人未必都像主人那样善良；而现代生产的复杂性需要解决善良的主人缺位的问题。这并非公司治理要搞阴谋论，而是需要走出人管人累死人的窘境，用制度管人，形成正常、有效的治理机制。尤其是在经济学不关心阴谋论的情况下，体现出自己的担当。

 

强化监管氛围，使得阴谋论不再“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公司治理是多层次的，既需要企业内部的治理，更离不开公司外部治理的高压。公司外部治理往往是靠职能部门监管来实现的，而经济政策总会在提倡、鼓励一些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一些商机；同时限制一些行为，淘汰一些产能。这无疑都属于阳谋，而所谓的阴谋往往是弄虚作假，离不开职能部门利用对经济政策的执行职权与企业进行权钱交易。因此加强外部治理不仅是健全市场规范的文本，更需要将监管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使得企业在既定规则中公平竞争，而不至于被迫使用能够跑部攻关的“能人”。

 

增大企业信息的透明度，使得潜在的阴谋能够被及时揭露。增大企业信息透明度当然不是不讲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而是指可公开信息发布的完整、规范、真实，这对企业自身也是有利的。比如企业财务管理如果不规范，往往会反映在经营数据不真、资料不全、相互矛盾，难免会隐藏以单代帐、帐外帐等问题，留下抽逃资金、拖欠账款等“阴谋”嫌疑。这至少会影响企业的信用形象，对企业的拓展，对市场的开拓都是不利的。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勇于接受社会监督，同时为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提供可靠的资料。

 

健全内部制约机制，防止绩效“癌变”。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无论是阳谋还是阴谋，往往都与绩效有关；而所谓的阴谋，或者是增加水分，或者是提供带有隐患的绩效，制造泡沫。因此对阴谋的关注就需要从绩效较真开始，对带有隐患的绩效不能照单全收，不能仅仅满足于绩效统计数据的拼凑，否则就等于为某种阴谋提供庇护。比如在5G时代或者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们对安全问题十分关注。反过来说，安全过关是对5G或者万物互联技术的终极考验。企业如果不解决好安全问题为绩效攀升匆忙推出相关技术，后门被发现后或者被人利用后就会成为千夫所指。

 

促进企业相关利益主体价值观的认同，变博弈为合作。公司治理对阴谋的关注并不是仅仅满足于应对一个个具体的阴谋，其理想境界是能够“治未病”。即形成一种健康的氛围，使得各种阴谋从不能搞、不敢搞到不想搞。这就需要公司治理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保障，以实现企业相关利益主体价值观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用阴谋来解释世界就像用神来解释自然现象一样，是最肤浅，粗暴和简单化的一种思维，是懒汉的思维，是逃避者的思维，是一种思维上的偷懒。要防止这种偷懒，需要将治理机制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统一起来，聚焦于核心竞争力的认真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