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薇:为高质量创新提供良好制度支撑
经济日报 / 2019-11-19 10:41:59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就是要推动发展方式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转变,从速度型向效率型发展转变、实现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产业价值链的升级,进一步提高有效供给能力,从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创新的有力驱动。因此,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和政策,提高创新质量和效率,以高质量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破解当前经济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
我国的创新发展正从数量积累向质量升级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目前,我国的创新发展正处于从数量积累向质量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
其一,创新能力建设进入新的阶段。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从过去以跟跑为主进入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阶段。相关报告显示,中国的创新指数已经位居世界第十七位。
一是科技投入和产出数量居世界前列。中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量居世界第二;研发人员总数居世界第一;2018年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18%,超过部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居世界第二,近年来专利申请量持续居世界第一。
二是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快速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移动支付等新业态保持高速增长,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活力。目前,我国信息经济总体规模仅低于美国,而且赶超势头强劲,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居世界同领域的前列。同时,我们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搭建创新创业创造服务平台,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创新创业创造活动。2018年,全国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快于工业平均增长。
三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创新型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企业的研究开发支出占全社会的比例超过75%,企业科研人员数量占比超过70%,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中,企业占比超过60%,涌现出华为等一批创新型企业。我国创新型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快速提升,数量不断增加。
其二,创新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这些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进步,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制定了一系列创新政策,逐步构建更广泛的创新政策框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了目标、原则、战略部署和任务,强调坚持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同步发力,突出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二是区域创新体系各具特色。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我国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政策重点是以试点示范为抓手,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因地制宜地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这些年来,区域创新政策的重点从优惠政策为主转为向体制机制改革要动力;区域创新环境建设的内容从建设高新区、创新型城市拓展到建设区域创新中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优化区域创新要素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中心正在逐步形成。
三是创新治理体系不断完善。这些年来,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在采用国际标准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加强执法并增强了执法的独立性。修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向研究团队和发明人倾斜;培育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加强对专业服务的投入。特别是出台《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将近百个科技计划和专项合并为5大类;实行专业机构管理科技计划的试点;相继出台人才和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等等。
虽然我国在创新能力提升、创新政策体系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总体来看,我国的创新正处于转型阶段,原有创新治理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从创新能力看,一是科技支出结构有待优化。基础研究投入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二是科技产出质量仍需进一步提升。论文引用率、专利质量等指标和数量与领先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成果转化效率还有较大改善空间。三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配套能力比较齐全,但是基础工业配套能力不强。供应链的一些关键环节仍然脆弱,对外的依赖性较强。四是企业创新不普遍,管理能力不强,技术扩散较慢。五是地区创新环境差距较大。
从制度和政策方面看,主要是政出多门、政策不协调、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仍比较突出;知识产权保护明显改善,但仍需加强;质量标准体系不健全和执法不到位、政府采购对创新的支持力度较小、创新成本高等问题,影响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治理结构与功能的匹配仍需改进,产学研的职能定位时有错位;等等,这些都影响了创新体系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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