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况：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力资本红利

　　3    中国情况：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力资本红利

　　3.1 刘易斯拐点出现，经济增速换挡

　　人口红利期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抚养比下降，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1978-2010年分别从38.6%、38.9%升至51.8%、47.9%，保证了物质资本的来源。据蔡昉（1999）测算，1978-1998年间平均9.5%的GDP增速中，物质资本的贡献达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达24%，人力资本贡献达24%，劳动力城乡转移贡献达21%，其他体制改进因素贡献为3%。1949-1998年中国出生人口和1969-2018年GDP增速几乎同步变化，且后两次走势更加吻合；1969年以来中国实际GDP增速的走势总体上和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走势较为一致。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民工荒、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等标志着中国刘易斯拐点在2010年出现。2004年中国首次出现“民工荒”，农民工工资开始快速增长，2004-2011年年均增长14.8%，2012-2018年年均增长8.9%；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2010年见顶，抚养比见底，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此后劳动力需求增长逐渐超过供给增长，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结束，资本边际报酬率降低，预期回报率减少，2010-2018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增速从21.3%放缓至9.0%，投资率从47.9%降至44.9%。资本流入中国的速度放缓，外商直接投资增速从17.4%放缓至3.0%，转而流向人口年龄结构更加年轻的国家。

　　国际经验表明，刘易斯拐点和房地产长周期拐点驱动追赶经济体在人均GDP11000国际元附近增速换挡，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2010年见顶、刘易斯拐点出现，房地产长周期拐点2013年前后出现，2010年后经济增速换挡。一方面，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社会中“正储蓄”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而“负储蓄”的老年人增加，因此居民储蓄率2010-2016年从42.0%降至36.1%，国民储蓄率2010-2017年从51.8%降至45.3%；劳动力和资金成本上升，投资增速受到制约，2010-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4.5%降至5.9%，制造业投资增速从26.9%降至9.5%，基建投资增速18.5%降至1.8%。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供给大于需求，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上升；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供给过剩程度减轻，贸易差额占比也呈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峰值7.5%降至2018年的2.6%。未来十年左右中国经济增速将大致维持在5%-6%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