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金融评论》：您曾经提过“中国的金融开放不可避免，贸易战无法影响这一点”。如今，在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地区都出现了逆全球化潮流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即将遇到什么新的挑战？

 

沈联涛：随着中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产生了质疑。例如，他们并不相信中国的“一带一路”可以构建一个双赢的局面，而且不仅质疑，还使用各种手段阻碍我们成功。过去，中国的思路是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效应。但随着贸易保护的加剧，市场逐渐缩小，产生了一个“去全球化”的现象，这样一来，规模效应便从红利变成了负担。全球贸易规模下降，成本上升，只会带来全球衰退的状况。

 

来自西方的批评主要是，中国的储蓄率过高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但其实，现在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基本达到了平衡，目前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是德国。现在全球的贸易核心问题在于有些国家过度消费、过度使用杠杆，而并非中国的贸易失衡。

 

实际上，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于作为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的经济出现了失衡。美元的地位是支撑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但每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多出一万亿美元左右，意味着其整体净债务的增长要高于GDP的增长，长久以来，必定会由于过度债务、过度杠杆而引发危机。

 

另外，目前美国通过增加关税的方法来保护国内的实体经济，但实际上，增加关税的本质是增加国内的消费税，长期必定会导致经济下滑。自贸易战开始，我便认为美国正在引导全球进入下一个萧条期。因为贸易战意味着贸易的“去全球化”，贸易规模下降、风险提高，这会导致全球的投资信心和消费者信心有所下降，再加上社会不公、政治纠纷和气候变暖环境问题等，诸多风险正在一一展现。

 

例如，澳大利亚原是大麦出口国，但2019年由于天旱问题开始进口大麦，另外，印度很多城市出现严重的缺水现象，这些环境问题都将带来食物的通货膨胀。在中东和北非，天旱问题带来内战及国民移民北上欧洲的状况。这也引发了欧盟政治不稳的情况。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大繁荣时期，现在，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时代。政治、贸易、气候、战争、移民的不确定性，再加上老龄化、社会不公等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所以，我们在改革的路上需要自强自立，在加强监管、控制风险、降低杠杆的同时，也要推进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加入WTO、开放中国市场带来的是“双赢”局面，现在，打开中国的金融市场，引进外资，继续深入全球分工，直面全球竞争，这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