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金融评论》：学者判断，中国当前金融体系中顺周期因素、正反馈机制过多。这种周期性金融风险是否会对金融开放构成影响？政策上应该如何应对？

 

沈联涛 ：西方社会普遍认为，影响经济环境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周期，但其实不是周期的问题，而是结构出现了变化。西方（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延迟经济周期，但这治标不治本，而且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做出结构性改革，在周期恢复的时候才能变成大赢家。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很成功的一点在于我们的战略布局，即中央负责宏观战略，地方政府/企业之间通过互相竞争来促进创新发展，当某一个地方政府找到合适的发展模式之后，再推广至全国范围。把战略方向想清楚了——走向开放，改革、市场、法制方向，这便是我们在结构性改革中摸索出的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样，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迅猛，但目前在一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仍然是低效率的，因此需要这种战略布局和竞争来继续深化结构性改革，提升企业的活力，这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三人行必有我师”，从其他国家的发展中也可以借鉴一些经验。比如，以色列虽然国土面积小、政治稳定性不高，但在创新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再如，北欧的一些国家，推行较高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但在高税收的同时也有强劲的创新动能。它们是把公共资产交给高效率的专业组织管理，配合市场需求，提高整体经济竞争力，不断创新，但社会比较公平，因为它们是高收入、高税率体制。

 

全球的经济结构一直在转型，正在从单边的美国称霸逐渐转向多边发展。在改革的路上，中国还应该多寻找一些盟友，加强合作，制定共同的“双赢”战略，在气候变暖、社会不公等问题上做出努力，这也是未来改革的一个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