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40年历史，第一轮商品市场开放的红利，加入WTO，经常账户开放，中国经济成功跃居全球第二。展望新时代，第二轮开放红利很重要，已经2015-2019年间的外汇、股票、债券市场发生。如：人民币加入SDR、陆股通、纳入MSCI、债券通……第二轮开放的红利在于金融市场，资本账户开放已经出发。开放的红利从四个层面来理解：股市——金融市场——产业——整体经济，都将发生深远的变化。这个过程不仅使资本市场受益，也将在金融服务实体、间接融资模式向直接融资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我们将遵循以下三条原则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易纲的发言

 

从金融开放开始，一步一步过渡，主要是两个层面，一个是金融业本身的开放，一个是金融市场开放。

我们需要认识：金融开放可以加速，但金融市场开放仍是“渐进有序”，不宜过烈，“制度红利”仍有存在空间。

 

注意到本轮开放的用词是“金融开放”，而非“金融市场开放”，严格来说后者应该包含于前者，但二者所侧重的内容不同，可总结为如下四条：

 

第一，内涵领域不同。“金融开放”涵盖经营资格准入、一级市场准入和二级市场准入。当然，这里的准入不仅包括“能不能进来”，还包括“多大程度的参与”。而“金融市场开放”主要指二级市场准入，有时涉及一级市场。例如一国的一级自营商（primary dealer）资格直接向境外机构开放，配合该国央行实施货币政策。

 

第二，所涉主体不同。“金融开放”的主体只可以是一国政府（且主要是中央政府）；“金融市场开放”的主体要视情况而论，其有两个层面，一是名义上或法律上的（de jure），二是实际上或事实上的（de facto）。前者指一国政府在政策上对非居民已经打开或尚未打开相应市场，后者指从实际情况上看，由外资涌入国内市场的规模（或称“外资对该市场的参与”，foreign participation）可以得到一个开放度。所以，前者主要是政府行为，后者主要是市场行为。

 

第三，推进框架不同。“金融开放”的推进框架是WTO，也就是服务业中的银行、保险和证券领域兑现入世承诺，落实国民待遇原则，全面放开业务牌照的无歧视性发放，即放松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形式、地域、业务范围限制；“金融市场开放”的框架则是资本账户开放，例如今年我们向外资机构放开业务牌照的发放，同我国所践行的“渐进有序的资本账户开放”并不矛盾。

 

第四，开放目的不同。“金融市场开放”的目的主要是资金层面的参与，同跨境资本流动密切相关；“金融开放”的目的是拥抱国际化，尽可能地打破金融领域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藩篱，一方面承担起国际社会中同一国经济政治地位相适应的金融义务，另一方面也享受全球化在金融领域中对参与国普惠的正当利益。

 

实践中，“金融开放”同“金融市场开放”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促进的：一方面，当一国政府贯彻非保护主义的金融开放政策，并不断落实相关政策时，外资流入该国金融市场的意愿会加强。换言之，准入的制度保障给予了境外主体参与该国股市和债市的信心，大大降低撤资可能；另一方面，当外资对一国二级市场的参与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求东道主国打开市场准入门槛，在持有的独立性基础上，谋求经营的独立性。

 

金融业开放的核心是放开外资对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也就是从49%放开到51%。这一步已经在2018年基本得到推进。那么从金融业开放来看的话，一些制度红利和已经在做的开放，未来有更多可以做的，所以存在很大的空间。很大的空间说明什么？红利释放的时间会非常长。

 

2001年加入WTO，我们迎接第一轮经常账户开放的红利。2001年加入WTO，开放经常账户。第一轮红利使得中国在过去20年时间，经济实现腾飞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展望未来10年，促进我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红利将来自于何处？

 

我们认为是来自于金融账户的逐步开放，它是一个慢慢来的红利。未来不但会对股市，还会对金融市场，也包括整个产业和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变化和机遇，但对部分企业而言也是挑战。

 

从2015年开始，我们金融账户的开放就在逐步加速。15年“8·11”汇改，15、17年开通沪港通、深港通；18年开通债券通；加入MSCI、巴克莱指数等。我们金融账户的开放已经全面提速。

 

那么长期开放的红利如何去理解？未来最重要的牵一发动全身的可能就在这里，能不能应对这好这一波的变化，即开放的红利，是我们未来一个阶段能否把握住大趋势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