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是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边境管控对跨境贸易活动进行调节，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关税是国际贸易政策的核心工具，是各国实施贸易保护或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手段。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包括配额、技术贸易措施等，共同构成贸易政策体系。从全球贸易视角来看，关税可以影响全球资源配置。高关税可能扭曲市场机制，阻碍全球分工；低关税或零关税则会促进贸易自由化，有利于资源跨国流动。

 

关税具有保护本国产业的功能。一国可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来提升进口商品的成本，削弱其价格竞争力，从而保护本国幼稚产业或关键产业，如加强对农产品、制造业的关税保护。关税还具有平衡贸易收支的作用。提高进口关税可以限制进口，降低出口关税则会鼓励出口，进而可以调节一国的贸易差额，即缓解贸易逆差或扩大顺差。此外，关税可作为政治与外交工具，用于实施贸易制裁，如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或用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如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减免。

 

关税与贸易顺差及逆差紧密关联。关税具备进出口双向调节机制，通过影响进出口规模直接作用于贸易差额。但过度依赖关税保护，可能导致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加剧结构性逆差。逆差国可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减少进口，短期内缩小逆差可能会引发贸易战，长期则会损害本国消费者利益和依赖进口的产业。综合来看，关税与贸易顺差、逆差之间的联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还受到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影响。从短期看，关税是影响贸易平衡的核心机制。一方面，进口关税可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短期内将减少进口，产生进口抑制效应。另一方面，对于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间品进口加征关税，则会推升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形成出口成本传导。从中长期看，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可能迫使企业把产能转移到低关税地区，形成产业转移。当前，全球化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大幅加征进口关税将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

 

 

一是1929年至1933年美国大幅提高关税税率。1930年在大萧条背景下美国出台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其平均关税税率提升至53%，创历史高位。但这一政策并未达到保护国内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美国此次加征关税引发45个国家报复性加税，国际贸易额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骤降至1933年的242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加剧，进而导致美国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国内消费者负担加重。此次关税危机促使美国各界反思贸易保护主义的弊端，认识到降低关税、开展互惠贸易才是摆脱经济困境的有效途径。1934年美国《互惠贸易协定法》授权总统以相互削减关税为条件与外国进行关税谈判，标志着美国从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互惠贸易协定法》的核心内容是实行最惠国待遇，即美国给予某国的关税优惠自动适用于所有其他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此后美国与27个国家签署了32项互惠贸易协定，到1962年，对外国产品的平均关税从1934年的46%降至12%。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关贸总协定（GATT），进一步巩固了互惠互利的贸易秩序。

 

二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美贸易战。日美贸易战的爆发源于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及政策导向的深层矛盾。二战后，日本采取“贸易立国”战略，形成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长期处于对日贸易逆差状态。1965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为11亿美元，至1988年升至521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37%。1968年，美国对日本钢铁加征反倾销税，日本自愿限制出口。1986年美日两国签署《半导体协议》，1987年美国对日本半导体征收100%关税。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削弱日本出口优势。日本央行被迫降息刺激内需，导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膨胀。1991年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长期通缩，1991年至2011年实际GDP年均增速仅0.9%。从美国方面看，实施汽车配额等措施暂时缓解了底特律的竞争压力，但也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创新动力。

 

关税是国际贸易的双刃剑。合理使用关税，可保护产业、调节贸易平衡；过度保护则会引发贸易冲突，损害全球经济。历史上的关税风波反复证明，单边关税措施将导致“双输”，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协商形成的关税减让是可持续的共赢路径。当前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关税政策的制定需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战略，避免重蹈保护主义覆辙。

 

作者：郝洁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