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内方面，一是全国总人口持续下降导致劳动力人口加速减少、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二是支柱产业以较快速度转换，房地产持续低迷，但新能源产业发展较快。国际方面，一是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凸显，包括中美关系、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风险扰动持续；二是世界经济趋弱拖累我国外部市场。

 

（一）人口持续负增长，老龄化问题加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总人口为140828万人，比2023年末减少139万人，人口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从短期来看，疫情积压的生育需求释放、对生肖偏好等，使2024年出生人口出现反弹，较2023年增加了52万人，但从长期来看，生育率持续低迷、育龄妇女规模不断下滑，若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未来中国总人口降幅会更加明显。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一是随着退休高峰的到来和新增劳动力的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及联合国公布的中国各年龄段人口数据，推算2025—2040年中国16-59岁劳动人口数量，2025年比2024年劳动力数量减少720万左右，未来劳动力人口将呈现逐步缩减趋势。二是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渐深度老龄化。自2000年初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中国老年抚养比从2000年的9.9%上升到了2023年的22.5%，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总的来说，总人口减少伴随而来的劳动力下滑及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影响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

 

（二）市场预期依然较弱

 

2025年，考虑到国内经济恢复较缓、居民消费倾向偏弱、房地产市场尚未企稳、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等，在没有持续政策发力的情况下，未来经济形势预期、收入预期都不容乐观。数据显示，2024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GDP同比增长5.0%（2023年5.2%），经济增速整体较去年有所下降。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一揽子稳经济增量政策加力推出，涵盖了财政、货币、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等方面，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经济实现明显回升，市场普遍期待政策力度进一步提升。2025年，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如美国加征关税等，短期内市场主体对2025年的经济预期依然较弱。市场预期不稳会进一步影响投资、消费和就业，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出现收缩状态。此外，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收入预期不稳会直接影响消费能力以及消费意愿，不利于扭转总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增速及就业预期。

 

（三）高技术产业发展受到一定阻力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构筑“小院高墙”，限制中国的高技术产业。2022年8月，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控制芯片对华出口；2024年8月，美国颁布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2024年7月4日，欧盟委员会宣布从7月5日起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反补贴关税。2025年特朗普上任后，中国的外部环境可能更加复杂。一方面，通过与欧洲、日本等国家共同加大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核心零部件等进行限制；另一方面，通过联盟、胁迫等方式，使用高关税、出口限制等手段限制中国高技术商品的进出口。这使得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受到一定阻力，产业链断裂风险加剧的同时，终端需求或有收缩，形成一定的供给冲击。除了对进出口产生直接影响外，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外资来华投资合作等也会产生影响。

 

（四）支柱产业仍在调整

 

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支柱产业在经济增速方面的影响力呈现逐渐式微态势，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近年来房地产行业表现不佳，市场恢复受诸多方面因素制约。从需求端看，居民购房在收入预期下滑、房价下跌预期等影响下，观望情绪浓厚，一二手房置换链条不畅，市场主要以以价换量为主，核心城市购房需求有待释放。从供给端看，房地产企业在资金压力、销售压力、库存压力以及对市场预期转弱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新开工意愿不足，供给收缩已成为制约新房销售恢复的重要因素。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引擎。一方面，新能源产业不断巩固领先优势。风电光伏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比不断提升，推动了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新兴氢能、新材料等产业加快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氢能“制、储、运、用”一体化产业链；新材料产业也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2022年中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达到约6.8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近6倍，近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7%；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产业正在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随着政策推出速度不断加快，未来有望实现更快速度增长。

 

（五）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2025年，在全球经济增速偏弱、债务压力增大和民粹主义抬头背景下，国际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首先，俄乌冲突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能源市场前期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上行带来的高成本压力或将持续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其次，巴以冲突、伊以冲突等的复杂性和根源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中东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加剧。中东是全球能源重要产区之一，该地区地缘政治动荡可能导致国际能源品价格的再度波动上行，进而影响中国能源进口成本和能源安全，对全球通胀和增长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六）中美关系面临挑战

 

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进入“再竞争、强博弈”的新阶段，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贸易方面，特朗普计划对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新进口税的税率普遍达10%，甚至宣称要对中国加征高达60%的关税，并考虑取消最惠国待遇。2025年2月1日，美国政府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宣布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倘若特朗普进一步落实其激进关税主张，中国对美出口企业将遭受较大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被严重削弱。投资方面，如果中美关系恶化可能造成内外投资下滑。美国可能会通过施压盟友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在关键领域的海外投资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同时，中美关系的不稳定会使部分外资企业对在中国的投资持谨慎态度，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其他国家。金融方面，特朗普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已使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这种波动会引发短期资本外流，部分外资为避险会从中国金融市场撤资，冲击国内金融市场稳定，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此外，美国经济自身的不确定性，也会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降低全球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