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市场关注的核心和深度治理的重要支柱。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宜过度关注赤字率，而是应该更加注重广义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2025年和2026年广义财政支出的正增长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核心。因为，当收入端出现下滑和收缩时，仅以赤字率为核心来衡量政策的积极性并不准确。我们应从市场主体的实际感受出发，重新定义财政政策的“积极”内涵，这一内涵体现在广义财政支出的正增长之上，其增长速度应与名义GDP的目标增速（约5%）相匹配。

 

第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辅以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进行配合，货币政策的宽松和积极对于防止经济“低温症”、避免通缩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

 

第三，当前的逆风向因素将持续较长时间，所以，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必须具有跨年度的视野，最好能够以两年的时间跨度对各项指标进行系统安排，同时向市场释放更加积极和持续的政策信号。这有助于消除市场对政策稳定性的担忧，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

 

第四，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落脚点不宜过度泛化，必须集中在基础性和根源性的问题之上，保持内需名义增长持续扩充的同时，必须聚焦于房地产的调整与治理之上。稳房地产是中国稳信心、稳预期和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超常规出台房地产救助政策和改革措施在宏观治理第二阶段十分关键。

 

在把握这些政策要点的同时，我们应抓住宏观经济深度调整带来的六大战略窗口期，积极开启新的改革措施，标本兼治，稳定市场预期与信心。

 

一是抓住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滑的契机，大规模开展房地产收储，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这不仅有助于化解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困局，而且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全面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在以往高房价的环境下，政府不仅难以支撑保障住房的高额成本，同时也没有任何动力来快速推进社会建设，解决农民工住房和社会福利问题。房地产价格持续低迷是难得的战略契机。

 

二是抓住当前国债收益率创新低的时机，大规模发行国债，为深化改革和扩大内需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国债市场扩容需要找到低成本的扩张时机，而当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

 

三是利用宏观负债端高企的现状，适时推动资产端调整，以资产端的优化调整加速社会体系的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支持。

 

四是抓住当前市场低价乱象的契机，改革价格形成的微观机制，整顿市场秩序，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重点是治理非规范性竞争和平台经济，遏制低价恶性竞争现象，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

 

五是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问题，开启地方政府综合改革，重新构建地方政府的目标与功能定位，从而拉开中国政府改革的实质性序幕。

 

六是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推动中国的制度型开放、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迈向新阶段，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竞争力。

 

抓住六大战略窗口期，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中国经济将能够从宏观治理和宏观调控的第一阶段顺利过渡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从而实现行稳致远，迈向新的均衡与新发展阶段。

 

作者：刘元春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