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在扩大内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持续发力，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2025年作为“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布局之年，我国经济发展既面临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及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挑战，又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打好长短结合“组合拳”，既要重视化解短期风险，更要在突破重大改革发展难题上积极作为，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化危为机，化长期压力为长期发展动力和活力。

 

 

 

2024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949746亿元，同比增长4.8%。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等压力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202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产业结构分化明显，制造业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服务业在恢复中仍面临需求不足压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强劲新动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值和效益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2024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显示，我国创新指数排名第11位，较上年上升1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6.6个百分点，且高技术产业投资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27.1%。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涌现一批重大创新成果：18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并网发电，国产首制MARKⅢ薄膜型大型LNG船完成试航，1000千瓦级民用涡轴发动机取得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300兆瓦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点火成功⋯⋯

 

 

一方面，投资继续保持较强的稳增长作用。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3.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9.4%、11.4%。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4.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0.3%；高技术服务业中，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1.8%、14.8%。

 

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导致物价低迷的主要原因。2024年1―10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但其中四个月增速低于3%，在“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三个方面均遇到内在性障碍：居民收入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偏大导致居民购买力不足，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偏低导致居民不敢消费，消费环境不完善导致一些人不愿消费。

 

 

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5.3%。其中出口186147亿元，同比增长6.2%；进口137104亿元，同比增长4.1%。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49043亿元。外贸出口增长超预期，不仅有力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需增长不足。同时，外贸结构优化效应进一步显现：一是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9.4%，占进出口总额比重55.0%；二是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6.3%，占进出口总额比重47.1%；三是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8.0%，占出口总额比重59.3%。

 

 

2024年一季度CPI与上年同期持平，二季度同比上涨0.3%，三季度同比上涨0.5%，11月份同比仅增长0.2%。尽管我国尚未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但CPI和PPI双双低迷，显示潜在的通货紧缩压力不小，特别是许多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和消费增速持续偏低，未来物价走势不容乐观。

 

PPI持续下降且降幅不断扩大。2024年一季度PPI下降2.7%，二季度下降1.6%，三季度下降1.8%，9―11月分别下降2.8%、2.9%、2.5%。PPI持续下降，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等问题的集中反映。

 

 

2024年1―10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但青年就业问题依然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10月，全国城镇16〜24岁（不包含在校生）劳动力失业率同比上升2.5个百分点。全国城镇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虽然低于16〜24岁群体，但也呈明显上升态势。究其原因：一方面，新增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过大，在企业效益持续下滑、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集中就业面临巨大难题；另一方面，我国产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不足，加之许多行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低等因素，导致就业岗位供给不足。

 

 

2024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2025年经济工作，明确了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重要政策措施。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我们对2025年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做出以下基本判断。

 

 

一是新的供需双动能将驱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在未来几年发生重大转变，即构建起以创新主导型经济和消费主导型经济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为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的供需动能。这一变化源自两方面因素叠加：一方面是技术变革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全面转型升级，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是制度变革，体现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一批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为供给端高质量发展和内需动能释放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和动力。

 

二是三大优势形成集结效应，推动我国经济进入全面高质量发展的质变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人才、市场三大要素优势构成我国独特的超大规模经济优势，三大优势的集结效应正在形成合力并加快释放，从而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超大规模产业体系的完善和现代化，将全面提升我国协同创新能力和产品供给质量；超大规模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将加快推进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和产品的全球竞争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推动下充分显现，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需求新动能。

 

三是区域、市场、产业一体化发展将增强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化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布局的不断推进，将形成协同发展效应，提升区域间和产业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和协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业一体化升级发展提供新机遇，中西部发展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四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与我国全面推进制度性开放相结合，将显著提升我国的国际发展空间及经济、产业的全球影响力。我国通过主动推进制度性开放，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不仅能够在全球发展新格局中扩大产业和市场发展空间，还可以依托我国经济优势的外溢效应带动更广泛的全球合作，从而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中掌握主动权。

 

五是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将为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制度保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打好政策“组合拳”，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2025年经济工作9项重点任务之首，意义重大，是保持“十四五”收官之年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举措。

 

 

一方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和不确定性或将来自外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将难以避免地遭遇外部压力的冲击，2025年则首当其冲。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意味着美国对我国战略遏制加强版来临，我国出口、物价、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将面临严峻考验。首当其冲的挑战是出口领域。尽管我国外贸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但是美国高关税和经济脱钩等外部强干扰，对我国出口的短期强冲击将不可避免，2025年我国外贸出口有可能出现明显的负增长；出口大幅下降将会对我国物价和制造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加剧我国传统制造业供求失衡问题。美国对我国科技的持续遏制，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封锁和脱钩，将会对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将直接导致我国关键技术和产品核心组件供应链受阻，一些关键产业链部分中断或被迫大幅提高运行成本；二是将导致国际科技合作严重受阻或中断，对我国长期创新能力发展产生抑制效应，从而影响我国技术创新的成本和效率。

 

另一方面，国内“三大关口重压”将进一步加剧，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一是我国将面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报酬递减问题。据统计，我国九成左右的传统产业处于产能绝对过剩状态。与产能绝对过剩相对应的是企业或投资的报酬递减规律约束，即产量增长会加剧产能过剩的程度，导致产品价格下跌、企业效益下滑。2025年我国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愈加严重，可能导致外贸出口较大幅度下滑，进一步加剧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

 

二是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依然突出。近期我国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主要表现为消费率和消费增长率明显偏低以及消费贡献率依然偏低且不稳定。首先，消费率明显偏低。近十年来，我国平均消费率为54.1%，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偏低必然制约生产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消费增长率明显偏低。消费增长率大幅收缩是当前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主要表现，也是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而消费率依然明显偏低的直接原因。2025年我国消费增长率可能仍然在3%〜4%的低位区间运行。最后，消费贡献率依然偏低且不稳定。目前，我国消费贡献率与消费潜力相比偏低约20个百分点；从长期看，我国消费贡献率与消费率将会最终趋同，即均达到约80%。

 

三是房地产市场出清难、模式转型难，将继续拖累我国短中期经济发展。我国房地产市场2021年进入深度调整期以来，产业增加值持续下降，2025年房地产市场止跌企稳仍面临多重难题。首先，房地产市场长期得不到有效出清，制约着市场风险化解和信心恢复。其次，目前无论是房地产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尚未适应房地产业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必须尽快适应，积极作为，共同施策，化解风险。最后，房地产业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发展模式转型严重滞后，也是影响房地产市场止跌企稳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传统制造业普遍面临产能严重过剩或绝对过剩困境，其所带来的报酬递减问题是企业发展信心不足、活力减弱的根本障碍。应以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加速淘汰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实现传统产业减量化、高端化和绿色化，着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全面改善行业和产品的供求关系，摆脱报酬递减规律约束，稳物价、增效益。在这方面，1998年纺织行业“砸锭”、2016年钢铁和煤炭行业去产能的经验值得借鉴，主要措施包括减、升、盘、转等。

 

首先，要做足做实减法，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减少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加速传统制造业减量化。一方面，强化政策约束，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等标准，全面淘汰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落后产能；另一方面，建立全国性产能动态监控机制，实时评估各地区、各行业产能过剩程度，并据此调整减量与淘汰任务，实现精准治理。

 

其次，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是发挥技术政策的普惠性作用，国家相关部门要继续推动企业应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和“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促进产业和企业全面技术升级，重点支持化工、钢铁等行业的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发展。二是加大行业和企业研发投入，鼓励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协同攻关关键技术，突破技术瓶颈约束。三是鼓励支持优势企业实施“四链工程”，帮助其延链、补链、升链、创新链。

 

最后，鼓励企业加快资产重组和多元化转型，盘活存量资产和资源。一是加快清理“僵尸企业”，建立灵活有效的企业破产和退出机制，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实行强制重组或破产清算，推动资源向高效、高质量市场主体集聚。二是推动资源再利用，鼓励企业盘活厂房、设备等存量资产，通过跨行业合作或模式创新实现资产再利用。三是促进产业集中化，鼓励产业链整合、并购重组，优化行业和市场组织结构，形成有序竞争、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生态体系。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快形成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创新发展模式。一是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完善主板、科创板、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降低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的融资门槛，方便中小型科技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二是优化资本定价机制，提升股权和债权融资效率，通过创新定价工具和市场化机制，支持高科技企业以合理成本获取资本支持，促进创新资源向高质量企业集中。三是加强长期资本培育，鼓励养老金、保险资金等进入资本市场，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稳定的融资来源；同时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保障长期资本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通过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激发市场和企业的发展信心和活力。细化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重大改革措施，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禁止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严格执行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完善企业破产制度，优化破产重整、和解、托管、清算等规则和程序，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提高市场竞争效率和效益。

 

强化政策协同，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完善经济与科技协同机制，促进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促进产学研深度合作，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动融入产业链创新，缩短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周期。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其真正成为激励和保障创新发展的“护身符”。

 

 

一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和居民收入比重，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和意愿。

 

二是完善二次分配制度，实施“一增一减”的税制结构改革方案，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新征财产税提高富裕群体的税负，同时通过继续降低增值税税率或最终取消增值税并部分转化为消费税来降低企业税负。

 

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覆盖面，降低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支出负担。

 

 

一是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重点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标准，增加最低生活保障、失业救助等项目的财政支出，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和公平性。

 

二是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鼓励城市资本、资源向农村流动，推动农业产业多元化、现代化发展。三是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大幅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为应对我国可能面临的外部冲击，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针对美西方的“小院高墙”政策，我们要反其道而行，扩大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和市场优势。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有序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放松对外资的服务业管制、适度降低汇率等政策，应对美国高关税和经济脱钩的冲击，稳外资、稳外贸。加强国际区域合作，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水平，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共赢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进一步完善国家能源资源储备体系，拓宽重要能源资源进口渠道，保障重点战略资源供应安全和稳定。

 

 

一是采取“三量”（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政策，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发展。严控增量即从源头限制新增房地产开发项目，避免房地产产能过剩问题持续恶化。优化存量即着力盘活过剩房产（包括二手房）和土地，如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推动闲置土地再开发、老旧小区改造和低效房地产项目转型，提升存量资源使用效率。

 

二是加快房地产市场出清，创新化解风险方式。建议用“黑名单”制度代替“白名单”制度，集中处置高风险房地产头部企业，及时将无力偿还债务、无法持续运营的企业清除出市场，真正解决“大而不倒”问题，重树市场信心，让大多数房地产企业正常运行。

 

三是鼓励房地产企业探索创新，完善购房、中介交易制度，逐步取消期房销售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文｜王小广 梁雅楠 周擎擎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来源：企业管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