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记者：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您如何理解“更加积极”这一提法？

 

温彬：“更加积极”的政策取向，意味着明年财政政策将做好“加法”，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这既是对冲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持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现实需要，也是财政更好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应有之义。会议明确了四个发力点：一是提高财政赤字率。考虑到当前我国全口径政府债务率仅为67.5%，远低于G20和G7国家120%左右的平均水平，尚存在较大举债空间。二是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其中，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可能继续按1万亿元安排，与2024年规模持平，从而增强对长期限项目的保障能力；用于支持六大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特别国债规模或为1万亿元，预计可提升六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个百分点左右，以提升六大行经营质效，增强信贷投放能力。三是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一方面，地方政府需扩大专项债券发行规模补充综合财力，用于置换隐性债务、回收闲置存量土地、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等。另一方面，“十四五”收官和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求下，2025年一大批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将会陆续开工建设，基建项目新增资金需求仍然较高。四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预计财政支出将聚焦民生领域以及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民生建设、先进制造、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与此同时，坚持有保有压，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加强“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金融时报》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含有怎样的深意？

 

温彬：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基调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稳健”，此次货币政策基调调整为“适度宽松”，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会根据内外部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宜松则松，宜紧则紧”，这将为明年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具体来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本次会议继9月26日政治局会议后，再度明确提出要“适时降准降息”，这将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激发市场需求和活力，预计明年降准降息将会择机展开。二是在流动性方面，会议将去年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调整为“保持流动性充裕”，体现出更直观的宽松意图。三是强调“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将去年提出的“价格水平预期目标”调整为“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意味着货币政策继续把促进价格总水平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此外，会议还提到“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维持金融稳定成为国际共识，中国人民银行对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和金融稳定进行系统性研究，建立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当前我国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对央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提出新要求，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有助于完善逆周期调节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防范跨市场跨区域跨国境风险传染，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