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这正是1978年以来历次三中全会的核心内容。历次三中全会直面改革难题，凝聚改革共识，明确改革方向，以渐进的方式推动了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市场体制、要素市场、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国家治理等重要领域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的鲜明特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架构，力图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立重要的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提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总目标，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具体经济领域的改革。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提升法治水平并重，为具体经济领域的改革奠定制度基础。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在推动经济起飞和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自主创新将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需要通过与不同社会组织的协商和沟通获得必要的信息，以制定更为恰当的政策，并更为有效地实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需要运用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培育、维持和发展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使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转，并且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推动以“创造性毁灭”为根本特征的各类创新活动。另一方面，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需要不断提高法治化水平，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国家治理能力的运用设定可信的制度框架，为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政策预期。

 

　　第二，充分发挥改革与开放的协同促进作用。改革措施与开放政策并举，是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宝贵经验，改革与开放具有重要的协同促进作用。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没有任何一国的改革能够在封闭条件下取得成功。经济开放的意义不仅在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要素和两个市场，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国内外各种思想、观念、技术和经验的交流，为判断企业、地区和整体经济发展的绩效引入新的标准和依据，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注入强大的动力。只有不断推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消除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障碍，才能促进更高质量的经济开放，吸引更高质量的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

 

　　第三，由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普惠性竞争政策。在特定赶超阶段，在以模仿作为技术进步重要来源的情况下，依据幼稚产业理论，利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比如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通过行政审批限制进入、通过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企业扩张提供廉价资金、歧视性的政府采购等方式，可以推动特定行业的规模扩张，以充分利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这种东亚经济体曾经普遍使用的产业政策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目前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过程中，技术进步的来源已经逐渐由模仿转向了以“创造性毁灭”为特征的创新，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减弱，很多中小型企业需要在创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已经不再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导向应由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普惠性竞争政策，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将重点放在教育、医疗、社保等一般性的公共品提供方面，避免对行业和企业进行过度的直接干预，使市场竞争在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第四，消除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行政壁垒，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开展公平竞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何完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的重点内容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改革，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使各类所有制企业可以公平地获得各类生产要素，促进其公平竞争，这将为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树立客观的市场标准，提升其经济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市场信心和经济活力的恢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能力促进经济赶超的程式化事实、理论逻辑与中国经验”（23BJL082）阶段性成果）

 

　　作者：郭金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