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经济波澜壮阔的赶超历程，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收入组别的标准，我国在1998年和2010年相继迈过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门槛，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先后跃升为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有力抵御了国内外经济领域的重大风险，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结构不断改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银行对高收入门槛的界定，我国有希望在未来两三年内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这一标志性事件对于中国经济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潜在的经济增速下降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因为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曾经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后发优势、人口红利和经济结构快速转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等因素都会减弱甚至出现逆转，这也符合经济发展与经济赶超的普遍规律。

 

　　21世纪以来，国内国企改革、劳动力转型等制度红利与WTO等外部环境不断变化，我国经济增长增添了更为多变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愈发增多。为了应对内外部冲击的影响，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延缓了市场机制在经济周期中自发的调整，这表明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在不断增强。但在这一过程中，偏重于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带来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最终成为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诱因。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比例的变化给经济运行带来压力。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得折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在2019年时已经达24.54%。与此相对应，企业资产收益率在2011年达9.09%的历史最高水平后不断降低，2023年降至4.59%。

 

　　如何在保持经济稳定的前提下，使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的比例恢复至较为正常的水平，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无论是为了应对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趋势性变化，还是为了应对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都需要深化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就周期性因素而言，面对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出现的结构性失衡，扩张总需求特别是刺激投资的逆周期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但也可能造成资本产出比例进一步上升。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放缓增加了资产调整的难度。由于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只有降低资产值才能使资产存量和收入流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恢复到一个较为正常和健康的水平，而关键在于资产价格调整的速度。

 

　　后发优势决定了一国的长期增长潜力。根据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等经济体的实际经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这些经济体处于中国目前相当的阶段时，在未来10年、20年和30年实现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7.31%、6.09%和5.45%。这意味着我国仍有潜力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6%以上的中高速增长，目前5%左右的实际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预期的。唯有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解决我国当前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比例失衡的问题，合理规避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负面影响，才能有助于经济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