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提出：“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全面落实已确定的政策举措，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要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三保’底线。”会议提出：“要完善和落实地方一揽子化债方案，创造条件加快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

 

从年初看，今年的财政政策比较积极，考虑到赤字规模3.88万亿、专项债3.9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和去年发行但主要在今年使用的1万亿元增发国债，合计规模高达9.78万亿元，接近10万亿元。但是由于受到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转型期，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和土地出让收入增速分别为-2.8%和-18.3%；同时由于优质的专项债项目逐步减少，导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不及预期，两本预算支出之和同比为-2.8%，因此确实有必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短期看，可以从三个方面储备政策：

 

一是研究追加赤字增发国债，弥补土地出让收入等下行引发的支出偏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发的国债可以用于三个用途：1）转贷给压力较大的部分地方政府以缓解流动性风险，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2）给近年来毕业的尚未就业和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城乡中低收入人群发放部分补贴，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和消费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不必担心养懒人的现象，因为该部分未就业的大学生与近年来疫情冲击有较大关系，是客观导致而非主观原因。发放补贴是应急举措，而非常态化举措，是有退出周期的，是为改革赢得更加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方式上可以采取试点的形式。3）投向提前储备“十五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同时给予充分的项目储备时间，避免临时找项目引发的项目包装、资金使用效率低的现象。近期的防汛形势严峻，水利建设等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二是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一方面放宽专项债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考虑将部分专项债额度调整为一般债。未来要调整专项债的额度确定机制和分配机制，额度确定采用“项目储备多少，发行多少专项债”的方式，分配机制向人口流入和产业支撑地倾斜。要理顺国债、特别国债、地方一般债、地方专项债分别对应的资金用途，实现“办长事花长钱，办短事花短钱；办全国的事花国债，办地方的事花地方债；办有收益的事花专项债，办没有收益的事花一般债”。

 

三是优化“化债”政策，创造条件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融资平台的债务积累是长期的结果，其债务化解和转型自然不能一蹴而就，要具备一定前提条件，否则债务化解会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和上下游债务链断裂的流动性风险，政治局会议提出创造条件加快化解，实际上就是系统思维的体现。具体而言，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至少要具备以下前提条件：1）对于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化债压力较大，可以考虑采取中央发行国债转贷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给地方政府发放贷款、继续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三个方式缓解地方压力，避免出现流动性风险，确保“三保”支出，以时间换空间；2）地方政府放弃对原城投公司的过度干预，让城投公司回归市场化主体身份，地方政府在与城投公司的关系中只应具有股东与公共秩序提供者两个身份，即地方政府以股东身份参与城投的公司治理、地方政府为城投公司这一市场主体提供公共秩序。否则部分城投转型后，又会涌现出其他城投公司，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3）划转部分优质资产支持融资平台转型。当地的资源禀赋能够支持城投转型，比如当地有可供投资的产业以形成产业投资公司、当地财政能够兑付对承担公用事业主体的应付账款以形成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等。4）促进原城投公司自身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激励机制等能够重建并有效运行，历史债务包袱得到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