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将“提振消费”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通稿中单列一段：“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支持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消费。”

 

过去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思路是重企业、轻居民，重投资、轻消费。一是追赶型经济体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然要经历以资本积累和大规模投资快速推进经济增长的阶段；二是相较于分散性的居民消费，把促进企业投资作为抓手，在政策执行上更加短平快，效果也更加显著；三是我国曾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短缺经济的时代，重企业和重投资，大体上与经济健康发展和满足居民消费是一致的。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也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生产能力快速提高并成为世界工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并进行消费升级，再刺激传统企业和投资已不适应经济的新发展阶段了，这也是当前传统刺激政策边际效果持续减弱的重要原因。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是派生需求，是为了满足未来消费所派生出来的；投资短期是需求，中长期会形成供给，以满足未来的居民消费。如果政策刺激下的当期企业投资与未来居民消费不匹配，短期内投资需求可能会带动经济回暖，但未来会因为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而形成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的困境。

 

消费从根本上取决于三个方面：消费能力（收入）、消费意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保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供给的适配性。如果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消费很难大幅增加。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不是工具，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居民更好的消费，而不是让消费成为工具。

 

提振消费不能仅靠刺激，而是要推动改革、完善机制：一是要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支出结构从以“物”为主走向以“人”为主。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四是从供给端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五是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和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同时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