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首先指出了全球宏观经济格局由金融危机后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向“更低增长、较高通胀、较高利率、更高债务”的转变。他认为这种转变会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一鸣进一步解释，一是更低的增长，尽管人工智能等技术可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但其影响存在滞后性，且可能无法完全对冲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较高的通胀，全球化倒退和碎片化是导致通胀回升的重要因素之一。三是较高的利率，由于通胀难以回到过去水平，利率也将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将对债务成本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零利率时代发行的债券来说，当这些债券到期时，再融资成本将大幅上升。四是更高的债务，疫情后的扩张性政策导致全球债务水平大幅上升，接近GDP的250%，这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王一鸣还表示，通胀、债务和利率这三个变量将相互交织，共同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走势。他强调，如果不能有效应对高债务风险，将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产生严重影响。

 

 

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张涛指出，近十年，全球央行面临的宏观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胀情况与传统不同，更多地受到供给端冲击的影响，如疫情、贸易冲突、地缘紧张等因素，这些挑战对央行的政策制定提出了新要求。他强调，各国央行需要思考是否有足够的工具来应对这些前所未有的冲击。

 

 

谈及全球经济的高债务问题，张涛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高债务水平，包括企业、家庭和主权债务，均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在高通胀和利率环境下，债务可持续性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

 

此外，张涛还提到了社会老龄化和绿色转型等结构性变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他强调，虽然这些变化对通胀的长期压力存在不确定性，但绿色转型作为长期趋势，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在发言中表示，系统重要性、世界多样性和增长关键性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

 

具体而言，一是系统的重要性。黄海洲回顾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演变，指出该体系在维护全球经济稳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进一步指出，虽然该系统曾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漏洞，但经过《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调整，全球经济体系得以重获新生。相信在未来的四十年里，全球经济系统能够继续演进，成为更加完善和高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0版。

 

二是世界的多样性。黄海洲认为，全球经济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简单地用一句话或一种趋势来概括所有国家的经济状况。他特别提到了日本在过去30年中的经济停滞（零增长、零利率、零通胀），以及美国在过去两年中的强劲增长和通胀。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求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自身的特定情况和挑战。

 

三是增长的关键性。黄海洲指出，无论是科技革命还是制度性改革，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他也强调了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