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大国间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的烈度依然居高不下，继续推动整个国际体系加速分化重组，风高浪急的百年变局之中仍在累积涌起惊涛骇浪的动能。2024年，在动荡变革的全球大趋势下，世界面临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全球原有趋势持续演化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尖锐复杂，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各类新旧全球问题持续恶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空前的全球风险挑战，开展有效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前所未有。然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离散化趋势，全球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系统性失灵频频发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断累积。

 

作为全球治理核心权威的联合国作用下降，全球安全治理失序风险上升。联合国并未有效阻止几场区域性冲突的爆发，在控制事态方面也未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折射出其在制定多边决议、稳定地区安全形势、缓解地缘冲突等方面的应对乏力与功能失灵。尽管联合国改革呼声有所上涨,但实质性改革阻力重重，主要原因系全球治理成本高和霸权国的非中性塑造，致使相关各国围绕治理成本如何分摊、治理收益如何分享存在差异性认知。在全球安全治理失效背景下,霸权国主导的带有明显对抗色彩的区域性安排不仅未能为维护相关地区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对抗情绪，给相关地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大国博弈影响外溢至全球治理领域，使其面临政治化和工具化风险。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多边主义受挫，全球治理面临重大挑战。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深度调整变革，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国博弈持续升级并日益走向即便损害自身利益也要消耗对手的负和博弈态势，国际经济规则日益成为部分大国打压竞争对手的武器；第二，大国经济力量对比持续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受到严重制约，推动国际经济规则体系变革的诉求日益强烈；第三，由于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未能公平地享有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一些边缘国家和社会群体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日益盛行，并催生了国际社会的“反全球化”浪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再全球化”进程。所谓“再全球化”，指的是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保障的全球规则因大国博弈升级而面临改革和重塑，全球资源面临重新配置，全球分工体系面临系统性重组。

 

在“再全球化”过程中，大国在全球贸易、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和博弈将给各经济体产业链分工带来更多的合作还是摩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国之间对博弈底线的反复试探也将成为“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发达国家不断加强产业政策的使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政策回潮成为趋势。美国国会相继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中均包含大量产业政策内容。例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的3700亿美元清洁能源补贴，《芯片与科学法案》为美国本土芯片制造提供390亿美元补贴、25%的制造设备投资税收抵免以及13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和劳动力培训补贴。这些法案出台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充分印证了产业政策回潮的事实。

 

但是，与传统产业政策有所不同，本轮产业政策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国家化倾向。总体来看，本轮发达国家引领的产业政策回潮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动机：一是以所谓的“再工业化”创造就业岗位和壮大中产阶级。二是强化产业竞争优势与技术领先地位。例如，为应对美国产业政策，欧盟拨出1600亿欧元用于支持数字创新、电池和气候投资等。强化竞争优势本是产业政策的经典目标，但本轮美国产业政策调整有明显的武器化倾向，试图在提升自己竞争力的同时削弱他国，尤其是直接针对中国等新兴大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三是保障国家安全与产业链韧性。例如，美、日等国为本国企业提供补贴，激励其扩大国内投资，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值得强调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严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实施的政策明显超出了应对安全问题的范围。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回潮的原因，不仅是实现传统产业政策弥补市场失灵、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的目标，还隐含了大国博弈背景下，本国优先、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产业链武器化等鲜明的国家化倾向。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已明朗化，即美国联合盟友与伙伴打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华构筑“小院高墙”加以规锁，配合经济“去风险”政策进行选择性“脱钩”，从而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以便在和平条件下阻滞中国经济技术进步、在冲突条件下获取对中国单向压制。
 

总之，随着大国竞争的重要性超越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大国合作的窗口也在不断缩小。

 

 

近年来，全球总碳排放量仍呈上升趋势，主要经济体都在致力于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长期保持在高位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洪水、干旱和热浪等极端天气在全球范围内频现，严重威胁生态系统，迫使经济发展低碳化。二是为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平衡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利用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和产业转型等手段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使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国际能源署预计，2023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将达1.7万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40%。三是技术进步在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生产和物流环节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运用及推广，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显著降低了碳排放水平。

 

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远影响，主要发达国家加快低碳经济转型，构筑全球竞争新格局。截至2023年9月，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出了碳中和承诺，覆盖全球8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口和GDP。主要发达经济体作为规则的制定者，通过立法、产业政策和征收碳税等多种手段积极倡导经济低碳化。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别气候与发展报告》显示，各国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平均成本约为GDP的1.4%，低收入国家的成本超过GDP的5%。虽然技术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将面临更多考验和挑战，但是日趋严重和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各国努力发展低碳经济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多元化特征。近年来美元主导地位有所下降，人民币等新兴市场货币地位显著提升，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全球外汇储备方面，美元占比从21世纪初71%的高点降至2022年的58.4%。汇率盯住方面，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2022年，全球盯住美元的货币占比由23.0%降至19.1%。美债持有结构方面，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占比从2008年的56.5%降至2022年的31%。跨境支付方面，美元跨境支付占比也有所下降，与欧元基本持平。

 

多方面因素驱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一是全球经济多极化。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中国经济趋势性崛起，印度、东盟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持续高于美国。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其贸易份额、国际投融资份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等也随之下降。二是美国金融工具武器化大幅提升了依赖美元的风险。美国频繁对他国发动金融制裁。为规避过度依赖美元的风险,各国被迫推动货币多元化。三是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快速膨胀显著削弱了美元信用。美国频繁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宽松政策，不断突破政府债务上限，财政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显著下降。这导致美国为全球提供安全资产的能力下降，甚至日益成为全球金融风险源头。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首先，当前缺乏能够完全替代美元的货币。美元主导地位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与成熟的金融体系基础之上，目前仍缺乏能像美国一样为世界提供大规模安全资产与优质风险资产的国家。其次，美元体系具有非常强的网络效应。由于美元在全球贸易、金融、外汇储备等方面广泛使用，继续使用美元能带来降低交易费用、规避风险等好处，因而存在路径依赖。最后，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因素发生趋势性逆转尚需时间。美国经济地位虽然相对下降，但仍然非常重要，金融危机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有所上升。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演进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短期内更可能呈现周期性波动特征。

 

 

全球信息和数字领域技术创新的不断突破，在经济领域创造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重塑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首先，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作为新兴技术的代表，其广泛应用将大幅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其次，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信息的传递和交换提供了极大便利，大幅降低了生产和交换环节的成本，从而大大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最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预期，有利于构建更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因此，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在生产、贸易等环节的应用将更加广泛，数字技术也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之一。

 

近年来，数字技术在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促成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迈向规模化扩张和深度应用的新阶段。《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显示，2022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5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总量较2021年增长7.6%，合计高达31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为58%，较2016年提升约11个百分点。其中，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比2016年增加6.5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比2016年增加4.1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2%，是5国数字经济总体年均复合增长率的1.6倍。另外，2022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收入达45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3%，随着2023年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革命性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其对产业变革和经济发展将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此外，美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极端化、人工智能武器化、核与太空威胁现实化等也是2024年国际形势所要面对的重大趋势。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课题组

 

课题组组长：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课题组成员：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肖立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赵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