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需短期与中长期措施相结合，坚持以时间换空间的原则，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中长期看，一方面要持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加强中央财政的协调作用。2016年以来，我国已经在14个领域开展了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未来需落实落细并不断拓宽领域范围，对于涉及要素区域流动和全国统筹的领域如教育、社保、医疗等，可继续上移事权、减轻地方刚性支出压力。另一方面，需加快设立隐性债务合并监管框架，并提高债务管理透明度，合理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并从信息披露、风险预警、考核问责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短期来看，需坚持43号文后“开前门、堵后门”的管理思路，并加大“以时间换空间”力度，助力债务风险软着陆。

 

一是合理控制增量，并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从全球比较看，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可适当提高中央政府杠杆水平，优化一般债和专项债结构，并用好用足专项债，提升“债务-资产”转化效率。

 

二是对于存量隐性债务，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谁的孩子谁抱走”，压实地方政府偿债主体责任，分类甄别处理。对于经济财力相对较好、平台信用实力尚可、债务能够实现良好滚续的区域，鼓励其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加快项目建设，在发展中解决债务问题；而对于部分债务压力大、丧失市场信心的区域，为了维护区域信用环境，可根据债务类型进一步使用债务置换、重组，并灵活运用辖区内国有股权、国有资产划转等手段。

 

三是根据债务类别，有序透明地推进债务重组和置换，以时间换空间、以低息换高息缓释风险。一方面，以建制县为抓手加快重启再融资地方债置换；另一方面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跟银行等金融机构协商开展债务重组，通过低息置换高息，实现存量债务利息和期限结构的优化。同时，可在对债务分类甄别的前提下，开展新一轮由中央政府加杠杆的有序透明的地方债务置换，将解决债务问题的宏观成本最小化。对于纯粹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的债务，可考虑发行长期国债置换，并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地方政府道德风险，比如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在压实主体责任、穷尽自身资源的情况下去化解债务，剩余部分再来寻求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担机制。

 

四是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尤其是用好地方国企资源。例如参照贵州“茅台化债”、云南“白药化债”模式在更多有优质上市国企资源的中西部省份推进国企股权划转，还可通过设立信用保障基金、加大REITs发行力度、加速融资平台转型等途径助力化债。

 

五是适当提升对隐性债务的容忍度。当前政府性债务的核心问题是流动性问题而非清偿性问题，可根据发展阶段研究动态调整“红橙黄绿”标准，间接放松融资平台融资限制，使风险化解与增长需求相匹配。

 

最后，考虑到不仅是地方政府债务，我国整体宏观债务的付息压力均较高，以及实体经济的成本问题，建议进一步引导利率下行。

 

作者：袁海霞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